当时粮食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在城市资本家和不法商贩垄断控制粮食经营的情况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的较好措施。虽然它存在着许多弊端与不足，但这是当时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且事实证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对稳定我国的粮食局势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评判当时的历史，也不能用后来的发展去指责当时的决策。况且客观地分析，其中有些思路和措施，对于现在也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包括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粮源，国家必须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不仅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就是现在也是同样需要的。90年代初，一些人片面理解市场经济的含义，全盘否定统购统销政策，结果酿成一场剧烈的粮食风潮。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仓促出台，虽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由于缺乏具体操作办法，容易导致盲目性，很快暴露出许多问题。有些农民交了过头粮，而有些落后农民隐粮不报或少报，该卖的又未卖足。加上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国家为了以丰补歉，在非灾区多购了70亿斤粮食，灾区粮多减产，非灾区又征了过头粮，结果到1955年粮食形势又趋紧张起来。许多地方不缺粮的农民也和缺粮的农民一道，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后来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并一律向农民公布，消除了农民的顾虑和不满，统购统销继续推行。

    但从这一次的风波，却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如何坚持统购统销制度有所顾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非常繁难。由此，毛泽东同志生出一个念头：“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他认为这不仅使粮食统购统销变得简单、容易，而且还将极大地促进粮食生产。因为粮食增产靠小农经济潜力很小，靠在农业中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合作化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它。”毛泽东当时的考虑不无道理，问题是我们后来把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演变为了一场政治运动，成为违背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盲目行动。

    在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急躁情绪驱动下，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5年底掀起高潮，到1956年底止，全国建起农业社99.2万个，入社农户达91.7%，其中高级社31万多个，入社农户占62.6%。当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现在已“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当时要求新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现在不到两年就基本完成了，这种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

    把1亿多户农民用政治手段捆在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里，辫子固然少了，但未必就好管理了。遗憾的是这点当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还要梳“更大更粗”的辫子，这就是大办人民公社。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好，好在“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的一二十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甚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在全社范围内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