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算，统一分配，并实行部分的供给制。1958年8月，中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仅仅4个月时间，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

    “梳辫子”梳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合一的全功能的人民公社，也梳出了农村“大锅饭”。农民突然成了不穿军装的军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青壮年甚至还要集体食宿、集体出工、集体军训、集体学习。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

    在生产上搞大呼隆，在生活在上则吃“大锅饭”。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特色，全国办起了390万个公共食堂，4亿多农民“吃饭不要钱”。90%的农村人口取消了口粮定量，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叫做“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号召人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吃饭不要钱”，果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于是，许多人开始敞开肚皮吃饭，一些食堂则开流水席，从早到晚，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结果浪费粮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有的地方寅吃卯粮，亏了一大截。但是，口号充不了饥，狂热也终究填不得肚子，于是，不到半年时间，粮食又开始紧张起来。“吃饭不要钱”的小调还没唱熟，到处又开始饿肚子了。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倒先让许多人浮肿、饿死，先去见马克思了。

    事实说明，人民公社的建立，并没有达到毛泽东设想的发展生产、增产粮食的目标，相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粮食生产方面是连年滑坡，由1958年的20000万吨下降到1961年的14750万吨，回落到了1951年的水平。粮食消费方面由于公共食堂的开办，浪费了大量的粮食，使粮食紧张局势更加严重。尤其受人民公社这种特殊体制的影响，虚报、浮夸普遍成风，结果从1959年到1961年，虽然粮食产量每年平均比1957年减少413.8亿公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47.9亿公斤，1958、1959年两年就大约多征购贸易粮100亿公斤左右。这表面上是有利于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却人为加剧了粮食紧张局势，广大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局部地区仅几两口粮，对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饲料、种子粮也未留够，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国家不得不对农村返销大量粮食，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重新认识粮食生产和粮食分配工作。1959年4月，毛主席写给省、地、县和社队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指出：粮食“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5亿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

    把上亿户农民“梳辫子”梳成人民公社，没有促进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反而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当时的决策者始料未及的。但当时谁也不敢破坏作为共产主义过渡形式的人民公社形象，公共食堂关闭了，人民公社这种大锅饭体制却没有消除。与此相适应，当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便由“临时”实行变为长期坚持了。并且，也是为了适应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体化的体制，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又实行了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生猪的统购和猪肉的统销，以后连鸡、鸭、蛋、鱼……几乎主要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