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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至少有一次，高台教教徒们要在新渊圣城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征服年，甚或庆祝一个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节日。新渊圣城就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

    高台教一向是我向客人们介绍越南时最爱谈起的篇章。高台教是一个交趾公务员所发明的，是三种宗教的一种综合体。圣城就在新渊。有位教主，还有一些女大主教。

    他们用扶乩来占卜预言。他们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和佛祖，这些人从大教堂的屋顶上俯视下来，望着一片沃尔特·迪斯尼式的东方幻想世界，用鲜艳的色彩绘制的龙和蛇。初到越南的人对我这一番描述总很喜欢。高台教拥有二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用旧汽车排气管改制成的迫击炮，号称是法国军队的同盟军，到了危急时刻就宣布中立。这一套枯燥乏味的把戏，你怎么能加以解释呢？举办这样的庆祝大会，可以帮助使农民们安静一时，教主总邀请政府官员（假如高台教徒那时有人在政府里当大官，政府官员是会出席的），外交使节（他们总派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来）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会从总部抽调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这时，到新渊去的路上，川流不息，尽是军政人员和各国使馆的汽车在飞驰。

    路上比较暴露的地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开掩护。这种日子总使法国最高司令部有些担心，而对高台教徒说来，也许倒是一个颇有希望的日子，因为让几个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以外死在枪下，要强调他们自己的忠诚，有什么能比这更不费气力呢？

    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座泥土造的小岗楼矗立在平坦的稻田上，像一个惊叹号那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大一点儿的碉堡，驻扎有一排外籍兵团的雇佣兵：摩洛哥人或是塞内加尔人。就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一致的速度——也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你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烦躁。你注视着前面的一辆车子，又从镜子里注视着后面的一辆车子。人人都想尽快开到新渊，看了表演后赶快回去：宵禁在七点钟开始。

    车子开出了法军控制下的稻田，就进入了和好教的稻田，再过去就是高台教的稻田（高台教经常跟和好教打仗）：只是岗楼上的旗帜更换了罢了。光着身子的男小孩儿坐在水牛背上，牛屁股泡在水田里走来走去，金黄的谷子成熟了，庄稼人戴着贝壳似的帽子，对着竹编的弯曲小簸箕筛谷子。汽车飞驰而过，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这时，每一个村子里的高台教教堂就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和粉红的灰泥，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愈来愈多了：庄稼人一队队沿着大路前进：我们快到"圣城"了。远处，那座圣山像一顶绿色圆礼帽那样，高耸在新渊城上面——那就是泰将军坚守的地方。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他打算既要打法军又要打越盟。高台教人士并没有打算去捉他，虽说他劫走了一个大主教，不过人们传说，他那么做是得到教主默许的。

    新渊这地方似乎永远比南方三角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热。也许，这是因为缺水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人们感到那些没完没了的仪式而为之汗流泱背：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正立正听着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长篇演说，为那位教主流汗，他穿了一身中国式的厚蟒袍。只有那些穿白绸裤子的女大主教在那儿跟那些戴硬壳太阳帽的僧侣闲谈，才使人在烈日炎炎下感到有几分阴凉之意。你简直无法相信那竟然会是下午七点钟，你还可以在美淇大饭店的屋顶上喝鸡尾酒，西贡河上不时还吹来一阵清风。

    在游行以后，我访问了教主的助手。我根本没有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新闻。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种访问在我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