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尔竟然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一次酒，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其实是不爱喝酒的。几星期过去后，在发艳的那次荒唐的会面，似乎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连那些谈话细节都不大清楚了。那些细节就像一座罗马古墓中残缺的文字，我这个考古学家正在根据我的学术偏见把佚文填补起来。我甚至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他那一番谈话是一番巧妙的、幽默的托辞，想借此掩饰他到发艳的真正目的，因为在西贡，人们已经在盛传，他是干秘密工作的。那种工作称之为秘密，实在很不恰当。

    或许他正在安排把美国军火供应给一股"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铜乐队，主教手下吓坏了的、领不着薪水的年轻雇佣兵，就剩下那么一点儿了。我在河内收到的那封电报，一直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把调职的事告诉凤儿，并没有什么意思。那等于是让我们今后剩下的、待在一块儿的几个月不得安静，尽是流泪和吵闹。我甚至在最后一刻前，也不打算去申请办理出境证，怕的是万一凤儿有个亲戚在移民局，那就不好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六点钟要来。"

    "我要去看姐姐，"她说。

    "我想他是想见见你。"

    "他并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们家里人。你离开西贡后，姐姐邀请过他，他一次都没有去。姐姐很受到伤害。"

    "你不要出去。"

    "要是他想见我，他会邀请咱们上美琪大饭店去。他只是想私下跟你谈谈——谈买卖。"

    "他是做什么买卖的？"

    "人家都说，他做进口买卖，输入许许多多东西。"

    "都是些什么东西？"

    "药品，药剂……"

    "那些全都是供应在北方的砂眼治疗队的。"

    "也许。海关不可以检验他那些东西。它们全都是外交包裹。不过有一次有人犯了错误，打开查看了——那人马上就给解雇了。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输入。"

    "包裹里是什么呢？"

    "塑料。"

    "你不是说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等风儿走后，我写信回英国去。路透社有个人几天之内要从西贡到香港去，可以托他带到那儿，再帮我寄出。我知道我的吁请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我往后不会抱怨自己，说我没有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我信是写给报馆总编辑的，说眼下不是更换报纸特派记者的时候。德拉特尔将军在巴黎即将逝世：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方正遭到从未有过的危险。我告诉他，我不适合担任外交事务编辑——我是一个记者，对任何事情我都没有真正的意见。到最后一页，我甚至以我私人的理由向他提出呼吁，虽然任何人类的同情心看来也不大会有什么用，抵挡不住那一排长灯管下戴着绿色遮光罩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什么"为了报纸的利益啦，"什么"情况要求如此……啦"

    我在信上写道："为了种种私人理由，我对奉调离开越南感到很不快。我认为，在英国我没法尽力工作，不仅是经济上会感到窘迫，家庭方面也会出现纠葛。说真的，假如我能够办得到的话，我情愿辞职不干，也不愿回到联合王国去。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