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至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3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1100多人，学武科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其中学速成的占60%，习普通为30%，中途辗转无成的为6%—7%，入高等及高等专门学校的为3%—4%，入大学的仅1%。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在日本甚至出现了学习几天就毕业而发给证书的学校，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学校，被人们讥为“学店”或“学商”。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在一份奏折中也谈到了这一令人忧虑的情况：“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

    自1905年后，日本的舆论对于速成教育开始加以批评。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首先起而指责，批评教育以习速成为主的弊端，并指出日本教育界主张速成教育的不当。他希望尽快停止速成教育，以培养完全有用的中国人才。在中国方面，1906年清政府曾举行奖励归国留学生出身的考试，参加考试的100人中，留日生占80%以上，但考中进士的全是留美生。于是清政府作出规定，凡是留日回国生，没有总监督的证明书者，不能报考奖励出身，也不能充任各省官立学堂教习。1906年8月7日，继限制留日学生资格后，又规定除法政大学现设的第五班暂准送学外，其余一律停派速成科学生。日本各学校也规定停止普通教育及速成科。从此以后，留日学生在量方面逐渐有所减少，1907年为10000人，1909年为3000人，1912年为1400人，但在素质上相对得到了提高，后来参加奖励出身考试中，留日生在最优等和优等的数量上又占了绝对优势。

    这些清末留日学生，生长在中国闭塞凋零的环境中，一旦踏上近代化颇有成就的日本国土，感到一切都是新奇与进步。长崎是留日学生航程中的第一站，到处呈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日本的男女学生着新装，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并肩携手唱着歌儿走入学校的情景，使他们感慨万千，并痛感自己祖国教育的落后和不普及。湖南学生周家纯在一封信中这样说：“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自持”，他没有料到当年曾向日本传授了大量文化的中国，如今已灾难深重，面临亡国之危，“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这些感触，道出了所有留日学生当时的心态。

    中国学生赴日，最大的目的是吸收新知，其注意力与最大的感触是日本的教育。当时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各市各町无不遍设学校，即使是穷乡僻壤，也比比皆是学堂。留日学生曾这样比喻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日本4000万人口中，能阅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