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日甲午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谭嗣同痛心疾首，极度悲愤。昔日视为弹丸小国的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战败的耻辱，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中国士大夫阶层及一切爱国者心理的波澜。甲午海战三年后，中国兴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但是带来新生希望的维新运动却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腐朽、顽固封建势力的全面反攻倒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中国依旧贫弱黑暗。在这血雨腥风的时代，一批批救亡志士为了探求救国的途径，为了摆脱缠绕在他们心灵的危机感、幻灭感，毅然走出了黑暗腐朽的国度，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学习、思索、体验。在国外，尽管他们依然悲切、彷徨，但他们终于寻求到了只有推翻满清政府，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真正的目标与手段，并勇敢地付诸实践中。

    满清朝野一些人士也认为，不讲求变法图强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变法就必须有人才，必须办教育。当时国内的新式学堂寥寥无几，人才的培养，除依靠国外，别无他法。清廷重臣张之洞、张百熙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知识分子，或对清廷上陈奏章，或对社会发表时论，鼓吹留学的好处，游学的国家，一致主张到日本去。张之洞曾这样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他还列举了到日本游学的好处：“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的这篇“劝学篇”实无异于倡导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这一主张备受朝廷重视。当时，来华考察游历的日本文武官员在同中国当局晤面之际，也多方劝说派遣青年子弟赴日留学。1897年日本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在湖北与张之洞会晤，后来日本陆军大佐福岛安正在南京访晤刘坤一，都建议中国派遣学生赴日留学，日本愿意教育中国青年、为中国造就人才。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出于培植在华侵略势力的信念，也打算接受中国留学生，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其与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机密信件中毫不掩饰地说：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而且日本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又最适合中国采用；日本的大多数中下层人士希望中日友好，也呼吁吸收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以加强文化教育的交流。于是，清政府从关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发，决定广派留日学生。1898年，清廷派黄遵宪继裕庚之后任驻日本公使，并在所拟呈递日本方面的国书中表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决议：“曩复贻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述贵国政府关念中国需才孔亟，愿中国选派学生前赴贵国学堂肄习各种学问，尤佩大皇帝休戚相关之谊，曷胜感谢。朕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贵国驻京使臣商订章程，认真选派，以副大皇帝盛意。”这样，留学日本的帷幕就拉开了。

    早在1896年，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就派理事官吕贤笙赴上海、苏州一带招募了唐宝锷、朱忠光等13名学生于6月15日抵达日本，将他们送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习。这些学生不是清政府计划派遣的，只是基于驻日使馆业务上的需要而培养的半官方式的“使馆学生”，但他们可视为近代最早的中国留日生。1898年，清廷总署奏陈“遴选生徒游学日本片”粗定游学章程，规定：

    (1)将总署同文馆中学日语的学生酌派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