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的就有3000万人，留日学生们一致感叹，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如今已远远落后于亚洲小国日本了。那时日本的书店很多，仅东京就有1000多家，买书的人非常踊跃，出版的新闻杂志，每天约有一二百种，这是日本开通民智、富国强本的主要原因。梁启超曾说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大多数学生一到日本，除急于学习日文并准备考入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据许寿裳回忆，当时他与鲁迅常去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和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鲁迅购日文书很广，不仅教科书，而且如拜伦、尼采的诗、希腊罗马的神话等都买，每次从书店回来，都把钱花得精光。

    这些在国外的青年痛感祖国的落伍与危机，他们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吸取认为对祖国有用的一切新知识，如军事、警察、政法、师范、工业、商业、农业、建筑、铁路、测绘、物理、化学、医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几乎占了当时日本各学校开设的全部课程。湖北学生李书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激动地说：日本“凡政治、法律、陆军、教育、农、工、商、医及社会各实业皆有学校，又先授以普遍的知识，使知识不偏于一隅。凡此学校，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足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翼耳，岂能望飞之博之舞之耶？诸兄诸兄，曷无奋然而起也？”对于留日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紧张。喻培伦到日本后，初入警监学校，后进经纬学校，再改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早七点起，晚十二点睡，夜以继日地学习，同时还积极设想在家乡发展陶瓷、制糖、缫丝、火柴、电气等近代工业，表达了渴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黄遵宪在日本留学时，每周上33节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十点半就寝，放了暑假仍是“六时起，十时睡。上午看英文、《沙翁文集》、《鲁宾逊漂流记》；下午练习日文、日语。灯下作英文日记”。晚饭后他一般要读日本杂志、中国报刊、《通鉴》、《左传》及一些小说。同时还抽空译《自治要义》、《自治精髓》、《法律进化论》等，足见功课之多，涉猎之广，好学之勤。鲁迅在致蒋抑卮〔zhi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日本生活学习的情况：“今此所居，月只八丹。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德意志)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

    留日学生中，年龄小的有七岁幼童，长者有七十老翁，学生们各自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更言欧美之政制文治者。”这种情况不足为怪，当他们踏上异国世界，目睹资本主义的文明，感受资本主义情调，难免为之惊讶、迷惘、倾慕。他们对于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辨识的过程，向日本学习什么，还需要经过一番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更需要在这一探索中选择。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辨识、思考、探索的过程，大多数留日学生才抱定了一个信念：“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于是，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成为了多数留日学生对祖国的贡献。

    1900年，留日学生100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部分会员创办了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斯宾塞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