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什么帮忙，请尽管和他说。随即我掏出了一点身上带着的日本钱币想要作为答谢，那人皱着眉头，退后一步，坚决不肯收下。

    我只是很感激他帮我带路，他却淡淡地说：“这是奉行大人交待的，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我感觉他并不耐烦和我待在一起，大概是从内心就排斥外国人的缘故，他尽管在努力克制情绪了，但脸上还是诚实地流露出了厌弃的神色。即使这样，他仍保持着几步的距离跟在我身后。

    两边都在为各自的利益私下谈判，这种时候谁也不希望看到意外的事情发生。我对那名守卫说：“我会自己注意的，谢谢。”他表情疏淡地点了点头，用沉默来应对我，眼底的那点敌意始终抹不去。眼前的这个日本武士正在恪尽职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并隐忍着对守护对象的仇视。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我们从来都只是入侵他们领土的敌人。

    那有什么关系？我心底浮起一点揶揄。坦白说，即使我们不为幕府方面提供资金援助，他们一样无法轻易地关闭横滨港，毕竟实力的落差就摆在了那里。

    1853年，斐谟总统在给德川家庆将军的国书中只写到，希望能寻求日美两国的友好通商和煤炭食料的供给以及对美国漂流者的保护，用词恭谨，语气恳切，他当时绝对想不到数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武力威胁在日本获取诸多好处，比如开港开市，甚至建立居留地。这件事说明了一个事实，有实力作后盾的强势做派永远比谦谦君子的空谈更办得成事。

    我承认，我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糅合了傲慢的偏见和好奇的凝视。想要接近却在即将触及的那刻迅速缩回来，正如我对那个少年的感情一样。在我离开日本数年后，开始静下心来回顾这一段心路历程时，才发现两种纠葛的理念竟是我痛苦的根源，也是我和他之间难以抹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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