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Positive Economic

    Analysis）实证经济学将经济学看成是一种经验科学。它基于这样的方法论思想，即经济分析只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衍生出一系列能为经验证明和可测试的预言的工具。这种方法通过它预测行为变化的能力来判断有关分析、模型或规则的可行xìng和有用xìng。实证经济分析由此被用以进行定xìng预测并为这些预测的经验搜集资料。当然，这种方法应作限制xìng解释和谨慎xìng使用。首先，这种分析模型只能适用于部分法律关系，其次，分析模型法律关系的不完全xìng并不能说明已被模型化分析、研究的法律关系是最重要的。传统法学家们对模型持批评态度的理由是其不真实xìng对现实的抽象而非仅仅描述才提出了分析模型的假设和预测。

    实证经济学技术最适合于法律效果研究（legal impactstudies）或如赫希所称的“效果评估（effect

    evaluation）”。法律效能研究试图依可测变量对法律效能作定xìng鉴定和定量分析。尽管对此争议不少，但实证经济分析之法律运用已在侵权、契约、犯罪等法律问题的经济分析领域作出了一定贡献。

    犯罪的经济分析将从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看作是一种职业选择。一个人参与犯罪的原因是犯罪这一活动（或职业）能为行为人提供比其他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更大量的净收益。这种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是“罪犯和试图控制犯罪的人们在总体上对可计量的机会和刺激都会有反应”。罪犯是一个具有稳定偏好（stable

    preferences）追求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而非财富最大化的理xìng个人。过去认为，职业选择完全是依货币工资来决定的，这是一种误解。相反，人们将依其工作净收益来决定工作选择。由此，参与犯罪既取决于财富收益，同时又取决于像风险、生活方式那样的许多无形因素。

    法律经济学研究犯罪的主要文献集中于对威慑假设的理论和经验考察。将犯罪看作理xìng行为的经济理论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减少犯罪预期收益的因素都会减低犯罪率。由刑法施与的惩罚即增加成本将减少参与犯罪的潜在预期收益。惩罚的事先预期效能取决于两个因素：制裁的严厉xìng（severity）和频率（fequency）。这两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威慑力从而影响犯罪。通过运用复杂深奥的统计技术，法律经济学目前搜集的证据就至少能为威慑假设提供尝试xìng的论证，而这方面较敏感的领域是对死刑威慑力的实证分析。

    用实证分析预测可选择的法律的效果是为了表明：一项法律的实证经济分析效果与非经济学家所希望的是相距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例证中得到明证。一个市政当局通过一项法规，要求雇主在辞退雇员日期之前三个月通知雇员，即使雇佣协议规定的期限不满三个月。不然，认定为无权辞退。初看，这一法规的主要效果是保护雇员，因为他们的雇佣期有了更大的保障；而它对雇主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现在要辞退不满意的雇员比过去困难多了。然而，结论恰恰并非如此。新的法规使雇主成本增加而使需求曲线（demand

    curve）下降，因为他们将得到较少的总收益；同样，新的法规也使雇员得益而使供给曲线（supply

    curve）下降，因为他们在同样条件下降低了总成本。需求和供给曲线都下降了，那么，雇员薪金也会呈下降趋势。就短期而言，这一法规以牺牲雇主利益为代价而对雇员有益。但一旦有时间对薪金作出相应调整，那么，雇员从雇佣期保障上得到的益处就要以得到较少的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