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每人有三十一公厘案约合一钱弱之多，

    每人每日用量自半公厘以至三十公厘。德国每年使用量以人口计为每人十分之一公厘，美

    国所用雅片颇多，其位置在中国之次，使用量亦只是二公厘又十分之三公厘。

    第四分九十八节中叙述埃及人服用大麻烟的情形，说到第一次欧战后麻醉品

    服用的增加，有一节云：

    凡雅片，吗啡，科加因等麻醉药品，供全世界人口作医疗之用，每年总数只需六千

    公斤即已充足，但是现今中国一处使用四千五百万公斤，印度一千万公斤，合众国四百万

    公斤，埃及小亚细亚以及欧洲共五百万公斤，云云。

    二十四节中说中国旅馆的吵闹，他的经验很有意思，里边又与赌博有关系，

    可以抄译在这里：

    中国旅馆在整夜里像是一个蜜蜂排衙的蜂房。差不多从各个房间里发出打麻将的人

    们的高声的谈话，咳嗽，狂笑。一百三十几张的骨牌碰在一起，哗喇哗喇的响，反复不已。

    索要茶水，怪声报告房间号数。书寓的姑娘以及他种妓女，叫来，遣走，另换别人，一个

    客人时常叫上十几回，随后才留下一个住宿。女人们唱歌，弹琵琶。房门猛关，砰訇作响。

    按铃呼唤，茶房奔走，就是廊下的那些仆役也那么兴高采烈。不懂中国情形的人见了，一

    定会得猜疑有什么旅馆革命将要勃发了吧。

    我接二连三地派遣房间里的一个仆役出去，到邻近各房去求情，请略为安静一点，

    说有一位老绅士身体欠安，想要睡一会儿。那些中国人那时很客气的道歉，暂时不作声，

    随后低声说话，再过三分钟之后，谈笑得比以前更是响亮了。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

    服了，醒到天明，那时候这一切非人间的声响才暂时停止了。

    著者对于中国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见这种情形也似乎看不下去，不免

    有许多不快之感。他结论说中国人的耳神经一定是与西洋人构造不同。老绅

    士的这种幽默的话，听了很是可悲。他在本书中屡次表明他的意见，关于性

    学考察的结果，个体的差异常比种族的差异更为有力，因此是不很愿意来着

    重于人种与色的分别的，这一回大约很为麻将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设

    法，这实在是大可同情的事。不过我们希望这吵闹以及嫖赌烟种种恶行，只

    是从习惯上来，不是出于何种构造的不同，庶几我们还有将来可以救拔的希

    望耳。第十四节讲到中国与他国殊异之点，其一云：

    其次不同是，在中国之以人力代马力。一头牛马或者一架机器都要比一个人更为贵

    重，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中国人在背着或拉着不可信的重荷。就是在上海那样一

    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载重汽车还是少见的东西。我曾见一座极大的压马路的汽辗，由两打

    的中国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动着。

    由此可见人在中国是多么不值钱。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数的人在

    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都死于肺结核症。一直并没有什么医药的处理，有一天正在热闹地方劳

    作的中间，忽然狂吐起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

    著者决不是有心要毁谤中国，如上边说过他还是很同情于中国的，其原

    因一大半是由于同病相怜，因此见了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爱莫能助之感，

    发此愤慨，盖不足怪，这与幸灾乐祸的说法是大不相同的。还有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