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粗手笨脚的山民能够发达起来并宠爱子女，在他们来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但那个时候我身边围绕的尽是女人：我妈妈；我姐姐，她大我12岁，把我当宠物般抱来抢去；我那鸡皮鹤发的老外婆，一位寡妇，除我之外她不喜欢任何人，因为我用了她丈夫的名字；还有我姑妈，一位红头发的老处女，她为我制作很多小吃，我父母不在家时我就睡在她房间里的小床上。其他还先后有3位黑人女仆，格雷迪是其中最后一位。

    我们家的女人大都太过苗条瘦弱，唯格雷迪身材丰满，皮肤光鲜。她穿着蓝色制服，两只棕黑色的小腿胖鼓鼓的，门牙有一个缝我也是。依我的记忆，格雷迪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旦她赚足了钱，她就为自己的牙齿镶上一个钻石套，那牙一定会让男人发狂的

    我14岁时，她就离开了。过了许多年，我才意识到，在那个充满暴力的年代里，在那座残酷无情的城市里，无论是处于偶然，抑或天意，格雷迪都以一种微妙的c轻柔的c充满爱意的方式，如同那座欢乐的庭院里胡桃树发芽落叶一般，馈赠给了我最珍贵的礼物，而这礼物为在彼时彼地长大的一名放纵的白人男孩所接受。据大我10岁的哥哥回忆，我那时一个劲地跟在格雷迪后面，不停地向她发问，要求和她闲扯。

    我那时大约9岁或10岁。我们二人独处一室，她在熨衣。强烈的光线流水一般穿过窗户，盛暑像一张地毯，重重地笼罩着整个伯明翰。她讲起了从未告诉过我的秘密世界。她讲到警察用橡胶水龙头所实施的街头暴行，讲到黑人区以枪杀一名行动太迟缓的地板清洁工而闻名的副警官，讲到“狗日”，即一年一度黑人被允许参与国事的日子，还有全国有色人种协会。

    1951年，带着在我家工作的积蓄，她终于上了那所大学的护理学校。她成绩优良，并热爱那所学校及其所在的新奥尔良城。可惜那笔钱仅支撑了一个学期，因此在夏季报名之际，她又来打扫我的房间了。从此，她打消了成为一名注册护士的梦想。几年之后，格雷迪出嫁了。1957年，她移居纽约，干的仍是女仆的工作，从此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但我从未忘却她是如何向往获得教育的。

    时间到了1991年4月23日。我走近亚特兰大一幢看上去不起眼的公寓那关闭了的安全门。门后，在阴影里等候着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头上长着一圈白发，门牙上有着明显的裂缝仍然没有镶上钻石。格雷迪打开门说：“我要拥抱你”

    格雷迪的公寓朴素简洁，最显著的特征是躺椅旁边一排排的书籍。中断了这么多年的谈话，我们没费力气就续上了。几分钟内，我们二人都在大笑我们回忆起的完全同样的事情。格雷迪早已知道当我接近青春期时对自己的相貌缺乏自信。她总是找机会来肯定我，且喜欢用最令人振奋的方式。有一天，我穿着硬挺挺的衬衣，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的，准备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格雷迪见了大叫道：“你看上去就像要去泡妞似的”以至我妈妈听到从隔壁房间喊道：“格雷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对格雷迪说“是的”，我还想说“我是想去啊”，但未说出口。

    阅读已成为格雷迪生活中的一股激情，尽管她从未获得过更多的正统教育。当年正是格雷迪把海明威介绍给了我。在1952年那个秋天，我得了腮腺炎，而老人与海正在生活上刊出。格雷迪坐在我的床边，为我读完了整部小说。我们二人都冲着这句话咯咯地笑：“有一次他站起身来，就在小艇旁边撒尿”

    她后来解释说，部分是为了挣钱，部分是为了逃避那烦人的婚姻，她去纽约当女仆，每月挣125美元。她丈夫后来也去了。“雇佣我的那个家庭也给了他一份工作，”她回忆道，“我们住在一起，相处了31年，这31年太漫长了，毫无生气。”他们育有三个子女，最大的已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