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帝要我们相见的。”

    这时34年来我们大家第一次重聚。对我而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找到格雷迪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深感应当在我的那些启蒙老师们还健在的时候让其听到我的感谢话语。格雷迪一直是我们的“女仆”，但她给我上了作家应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课，那就是以诚实地且直逼要害的眼光去观察我们的世界。她走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多么勇敢而慷慨的人，或者说，我竟欠了她那么多。

    我们这次有缘相聚，是因为去年春天姐姐碰巧遇见格雷迪一位亲戚并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我获悉后立即到亚特兰大拜访她，并助成数月后在伯明翰聚集，让大家共同回忆一同度过的岁月。我们再次体会到爱是如何持久的，她不仅绽放在丰饶之沃土，也会灿烂于贫瘠之沙丘。

    旁观者通常以为，在整个南方，种族隔离的形式大体相仿。其实不然，这种隔离在某些地方尚存人性，而在某些地方却包含着不可宽恕的残忍。在伯明翰，可以发现种族隔离最残暴和最有组织的形式由白人刺客夜间偷袭所造成的隔离；由合众钢铁公司老板所制造的隔离；由普遍缺乏道德的警察们强加的隔离。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伯明翰与整个南方的关系，有如约翰内斯堡与整个非洲的关系。他认为，伯明翰简直就像南非种族隔离的美国版，如果种族隔离能够在这座城市被打破，它就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被打破。这就是为什么1963年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在伯明翰爆发，为什么一旦其咽喉在伯明翰英格兰公园被切断，以合法形式存在的种族隔离这条巨龙也就倒地身亡。这便是“肮脏的伯明翰”的结局。

    在伯明翰的全盛时期，一条由炼钢厂组成的巨大地带延伸达10英里长。像格雷迪父亲和我父亲那样的黑人和白人从南方各地蜂拥而来，干着炼钢c挖煤c采铁矿等各类工作。每到晚上，钢铁厂永不熄灭的红色光芒照耀着夜空，直到格雷迪威廉斯出生的1933年。工种的分配遵循着简单的惯例：白人炼钢，黑人洗煤。

    格雷迪的父亲亨利威廉斯henrrys来自奥克拉荷马。他身材矮小，只有5英尺3英寸，非洲和切诺基血统各占一半，却非常潇洒，但也有些偏执。当白人工头去世时，他相信自己会升上去，不料却由死去的白人的外甥招进来顶了缺，自己反倒要去教会新上司所有有关洗煤的知识。

    他为此忿忿不平，抱怨自己被一个新手晾在一边。妻子伊丽萨白总是劝他：“算了吧，亨利，不和他们计较。”

    一个星期六，亨利威廉斯交给格雷迪一个任务说：“去那座小山告诉戴维斯先生，就说我向他要3颗可用在我那38型手枪上的子弹，我想去宰一条狗。”

    同一天下午，他在自己的卧室开枪自杀。格雷迪发现了尸体，那年她才7岁。

    多年来，伊丽萨白威廉斯elizabethes支撑着全家。她当时是一名见习护士，若非当地医院的种族歧视，她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注册护士的。

    格雷迪上了一个黑人高中学校，那时14岁，已经在白人家兼职干些零活了。16岁高中毕业后，成绩优秀的她在考试中不想过于突出，但最后的分数仍是很高。她原计划到新奥尔良一所黑人大学的医护分校读书，但她需要先靠一份全职的工作来挣学费，于是来到我们家。

    在大萧条时期指上世纪30年代笔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我父亲和他两位兄弟从阿拉巴马山区迁移到伯明翰。他们是壮实c朴素的乡村小伙子，知道如何甩大锤。到1948年杜鲁门当选总统时，他们通过向a&p公司贩卖木材和建筑架而腰包渐鼓，于是在海边买下房子，为他们的妻子们雇佣了女仆，共育有8个子女，并决心让他们上大学。我是最后一个出生的，前程灿烂。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