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地铁工作。

    在南方的黑人中，格雷迪属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机遇被种族隔离最后的喘息所焚毁的那一代人。今天无论哪个种族的青年都很难理解这个正逐渐减少的一代人所遭遇的裸的不公正待遇。当你从华莱士指当时阿拉巴马州州长笔者的言词中剥去有关宪法的废话后，实际上他正在告诉格雷迪的母亲，一位辛勤劳动并在阿拉巴马州付了40多年的财产税c消费税和收入税的母亲，她的孩子并不能去就读由这些税款所资助的学校

    所以，当我开玩笑问起在她身后是否会把骨灰带回伯明翰的普拉特城时，引起了她的不快。她坚决地回答：“不。我宁愿它被丢进纽约的东河eastriver。我从不喜欢阿拉巴马。你这样说，难道不太可怕了吗你知道我多么恨那个城市。”

    我们的团聚成为一个发现的日子，充满丰富的感情和特别的幽默。漫长的午餐快结束时，我的姐姐和我的嫂子开始伺候咖啡。格雷迪愉快地讲起我已去世的姑妈制作可可饼子的技艺。她又说：“我年轻时常常希望自己能买上一座大房子，然后让白人伺候我的咖啡，”格雷迪靠着座椅继续说，“我虽然没买上大房子，但是我现在已经喝上了咖啡。我曾经追逐过彩虹，我抓住了它。”

    当然，她并没有追上彩虹。她永远也追不上了。在种族主义的牺牲品中，格雷迪就像战争结束时阵亡的士兵。就在她接受教育的梦想破灭后的几年内，地方大学便对黑人开放了。她的妹妹c侄子成了幸运儿。侄子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如今已是阿拉巴马立法会的成员。如果格雷迪再小上几岁的话，她就会走上她妹妹和侄子的道路。如果她是白人，阿拉巴马的公立教育体制也一定会保送她的，即使她家境贫寒。即使在1950年，凡是读完高中的，失去父亲的白人子弟都不允许在阿拉巴马耽误前程。但格雷迪时运不妙，既身为黑人又失去父亲，真是祸不单行。

    就在我们午餐聚会的某个时刻，屋里每个人都意识到，在所有当格雷迪还是一名小女孩时就认识她的人中，有一群人本来可以送她上大学的那就是我们家。

    格雷迪告诉我，当她在一家图书馆看到我的书时，她非常感动。那是一部取名为我心安息ulisrested的关于民权运动的口述历史，在大学校园里作为有关南方以及有关我从事新闻工作经历的基本读物被广泛流传，我对此最引为豪。但当这本书在1977年首次刊行时，格雷迪并没有意识到，她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源泉。这是我的错。我等待了太久太久，才找到她并告诉她，这真正是她的书，是在那漫长酷热的下午，她在我心灵里写下的。2

    雷恩斯的这篇作品写得很动情，篇幅也比上述文字长一倍多。他对幼时保姆的感情真挚可信，对当时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文中没有丝毫造作。这使我对这位总编辑增添了不少敬意。

    四c“我最操心头版及头条”

    美国报纸编辑部的工作流程与中国报纸有所不同，例如他们的采编合一体制c他们以编辑为中心的指挥管理体系c他们将新闻与评论严格区分的做法等等。于是我常想，这些报纸的总编辑们怎样去实施管理他们日常最操心的问题是什么过去在国内曾听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说过，总编辑的职责主要有两条，一是策划，二是把关。这一观点被国内业界高度认同，也具有很浓烈的中国特色。但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考虑，我就更想知道美国总编辑们的想法。

    于是，我第一次访问纽约时报时，就用“您在编辑部日常管理中最关心什么”这样的问题问了总编辑雷恩斯。他回答说：“作为编辑部的头，我最关注的是新闻既快又准地到达编辑部，即要求新闻既准确又是最先获得的。如果快速和准确二者不可兼得，则宁肯准确而不要快，尽管我本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