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说：“主任，我们也来了。”

    我向她点点头说：“来了就好。”

    支书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话，脸色也慢慢地变青。

    我拿出手机，给县委办公室打了过去：“县委吗我是甘肃x报社记者，请让你们书记接电话。”

    对方大概是县委办的主任，听我自报家门，连忙说书记们正在召开常委会，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南子非因采访被关和报案未被受理的事说了一遍，他说一个小时前就有棠城商报的两位记者来县委了解过这事，书记已经知道，并责成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陪同，和公安局的人下来了解情况了。

    见他如此说，我大松了一口气，在我们还没进村时，商报随后跟来的记者就已经到了县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先去找县委。我知道以商报在西北的影响，县委的官僚们也不敢怠慢。按照不成文的规矩，省报的记者下县，都是书记县长要亲自接待的，在对待“喉舌”上，地方官员显得尤为势利，报社级别越高，在他们这里受到的礼遇也就越高，而我此前供职的报社和现在手拿的记者证恰恰是省内排第一的媒体，出于对他们自身形象的考虑，也不敢对我们太过小觑。

    我们与村支书和地方官员，说白了就是相互克制的关系，而让当官的忌惮记者，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胃疼不期而至，像一场意料中的阴谋暗算了我。

    爬在a县医院的病床上，我双手紧按胃部，也止不住大汗淋漓。

    医生在床边忙乎着，我在他们眼中却不是一个胃病患者。村支书给我的那一凳子砸得够狠，背上多处地方青肿淤血，软组织受伤，幸好没伤着骨头。

    南子非比我伤得更重，他在先一天晚上被支书的儿子和另外几个人围住痛打了一顿，否则他们也把体壮如牛的南子非无法绑住，现在他躺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接受治疗。蓁子不停地给我擦去头上的汗水，那些医生也在我背上涂抹着什么药水。

    两个小时前在石盘村，三辆呼啸而来的轿车解除了我们与支书的对峙，局势也彻底转向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一辆警车，坐着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和几个警员，一辆县委的车，由宣传部的副部长压阵，另外一辆就是棠城商报的新闻采访车，正是他们新闻部这次前来的两名记者，才撼动了平时坚如磐石的地方官员。车身上喷着的新闻采访字样，在日光下无比刺眼。车在奔跑时，那些字在某些人眼里是一面旗帜或者鲜花，在某些人的眼里，却是已经出鞘的钢刀。

    接下来就是对所有事件的调查，公安局需要取证，宣传部的意思却让我们赶快进城，说书记县长已经准备好给我们接风的酒宴，而潜台词无非是让我们早点离开这里，以免把他们的“家丑”张扬出去。

    当副部长跟刑警队长看过我和南子非所受的伤时，他们的劝阻不再有力。趁他们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分成几组，对村小学乱摊派及打瞎学生眼睛的事开始突击采访。商报的两名记者为一组，着重采访南子非被关押的事件，若智和江玲一组，南子非跟小王一组，我和蓁子一组，留下司机小朱看着我们的车。

    后来石盘镇派出所的人民警察也在刑警队长的训斥下赶来，开着他们那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

    待一切都水落石出时，副部长和队长都无话可说，支书和他的儿子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押进了警车，随同给他们做伴的还有几个参与了殴打南子非的村民，他们慑于支书的淫威限制别人自由的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失去自由的机会。

    那个打瞎学生眼睛的老师也就是该小学的校长，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村支书的内弟，正是他们的串通一气才导致了学校的乱收费高得离谱。在这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的村子，每个学生一学期的各种费用就有300多元，因为支书的蛮横，谁家孩子想不上学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