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被重新发现，被充分地重视，并进入到思想关注的最核心处。这些思想家对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他们首先是有所察觉，随后便公开指出，社会发展方向已经偏离了原初的计划，转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不见了，或者说，行将消失，此时，对于清教徒的真正研究，对于清教徒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的真正研究，对于清教徒的巨大的历史成就的真正研究，才真正起步。似乎是清教徒愈有吸引力，他的离去也就愈令人痛心。表面上看，韦伯构造了一个现代型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以解释现代性的起源。而近来对清教徒的考察，则往往是为了解释现代性的没落。

    诚然，我们不能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在这个世界中，完美体现于合理性的不祥的预感或者，预感到期待着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徒劳无益的，在韦伯最初决定清理有关清教伦理的箴言的时候，不曾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当韦伯沉浸于这一研究的时候，欧洲的知识界充斥着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充斥着这样的警示：建立在理性和高度的文化理想之上的社会之能否存在是有疑问的。清教徒还没有出生，或者受到启示的作者还没有得到他诞生的消息，但是他们依然每一个人都是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摸索到某些结论，这些结论与韦伯的模式不同寻常地相似；这个还不曾命名的清教徒站在伟大的现代文明的身后，而他的退隐或被驱逐便意味着灾难临头。

    因此，尼采痛惜其同时代人的对于短暂的以及瞬间即逝的东西的留恋，他们受到三种东西的折磨，并屈服于它们：nt时机，unn舆论和den时尚；他们的生活被分裂成一连串的转瞬即逝的经历c激动和快感，未经任何设计或谋划；显然，他们缺乏一种进行长期的c有目的的努力的能力，或者，缺乏为某种有价值的事业而自我奉献的能力有人会说：清教徒是欣然愿意把他们心满意足的时刻推到未来的。居斯塔夫勒邦说，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群众的时代”，他把群众定义为一种社会的基本架构，反过来，把个人定义为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人，然而，在群众中，个人被抹煞了。群众的统治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因为一切文明生活必定以道德力量为基础，只有道德力量才能保证走向一条自我完善的和理性的生活道路。文明的创造来源于某种精神的结构，它的基础在人民的性格中。目前，大众意识取理性精神而代之，这种意识以轻信和天真而著称，屈从于他人的引导，缺乏从事自我管理或自我控制的行动能力有人会说：大众意识获得了统治权，那么，清教徒的品质便荡然无存。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反面乌托邦dysia思想稍后才出现，但是，这只是使得他的无数前辈的预感和洞见变得更加刺眼了；最重要的是，他的著作立刻成为了经典，他的思想彻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这是在韦伯的故事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很久之前的事。奥尔特加对大难临头的分析，主要着重于我们的“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生存方式，我们对一种摆脱任何约束的生活的渴望，我们的“宠儿”心理，我们对于自己之所是的心满意足，不愿意进一步提高自己，相反，一种真正高贵的生活必然“是一种需要经过努力的生活”有人会说：我们所欠缺的，恰恰就是清教徒的那种为了自我克制和自我完善的勇猛精进的精神。

    曾经有许多维吉尔和奥维德在期盼福音的降临。他们探索并努力寻找某些东西，福音赋予它以名字，使之成为核心，这就是清教徒：理性统治的世界的创造者，同样可以预料，清教徒也是这一世界的产物；然而，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产物。

    在那些对清教徒的遗产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并非所有人都仅仅无条件地赞扬这种对现代性的含糊其辞的预言。理查德塞纳特或许是这一类分析家中最具典型性的，这一类研究者把已精疲力竭的现代性病症，诊断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