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这种方式只能运用于有限的地域，小范围的团体。它也比较适合于制度相对稳定不变的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使人与人凝聚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比较固定的，在那里，每个人的参照系就是在其中生活的他人，他的同伴，在漫长的时间中与他共同生活，没有变化，时间之长足以让他们领会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尽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实际行为与可靠性都经受了考验。

    建立在“高密度社会交往”基础上的那种稳定性，是无法移植到一个扩大了的，或流动的社会制度中，因为这种稳定性所运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使“他者”成为熟人，能够改造他者，使他者具有完全固定的身分，让他在这个彼此熟识的社会中，占有一个固定位置。这种技术可以运用于所有“他者”，只要他始终处于社会的“眼皮底下”。乡民和市民对他们经常遇见的人大多非常熟悉，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来观察别人在所有的重大聚会中，以及在大多数的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始终可以碰面。这是一个通过彼此之间的观察而得以持续存在的自我生长的社会。这样的“透明性”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实在，这是那些有着乌托邦倾向的现代作家向往的，后者把“透明性”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志之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以及所有成员，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生活，就总体而言，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公开的，“透明性”是这种生活的自然而然的产物。但是，目光所及范围的有限性，限制了这一世界的大小，尽管在这一世界中，或许能够形成并维持一种颇具安全感的社会生活。

    前现代的人，生活在一个狭小而稳定的社会中，因此，这是一个能够牢牢控制的世界，但是在16世纪，前现代世界遭受到巨大压力，并在下一世纪永远瓦解了。例如，在英格兰，可以把这一压力开始出现的时间定在1590年为的后半个世纪中；当时，“日益增长的人口，加剧了饥荒c瘟疫c贫穷的程度，也使流浪者人数增加，这些现象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开始被感受到了。那时候，整个人类经历了一次人口的剧烈增长。但是，除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的爆增这一因素之外，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以及相关的农业技术及其耕作效率的提高，都使传统的乡村社会无法吸纳新劳动力，无法养活新增人口。人口数量的增长，造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过剩，相应地便是在整个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即由众多共同体和社团构成的传统世界正罹受绝症时，欧洲的理论家们也正在歌颂兄弟般的友爱与互助是人类组织的原则，这种对友爱与互助的赞美，在布丹和阿尔都修斯的著作中给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上述的变化导致了两个相关的后果，这两个后果对于当时人而言是一目了然的，并且为他们所亲身经历，被他们看作是社会秩序崩溃的症象。后果之一是“无主者”sterless

    n数量的持续剧增，这一现象是突然出现的，在传统的社会秩序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无主者”置身于准确地说，游离于任何现存的社会控制和管理手段的有效范围之外。“无主者”不属于任何地区，也没有任何管理者可以为他们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不服从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共同体村社c城镇或教区，以换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后果之二是“流浪汉”突然涌入狭隘守旧的地方共同体的世界中，他们正是那一些“无主者”，只不过是他们被从其另一个侧面看作并界定为四处游食的无家可归者。“流浪汉们”是如此的萎靡不振，人数又多，因此不可能用通常的做法密切私人感情，或通过合作，使他们融入共同体来驯服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流浪汉们”无声无息地出没于人们的视野，顽固地保持着作为这个世界的异端分子的角色，当共同体用它的咄咄逼人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