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之论述。不过，姚鼐死后，桐城派遇到了新的形势c新的问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震撼，使得封建统治所要求于文学者，已经不是“华国文章”

    ，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8页。

    149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31

    而是要更直接c更实际地有助于封建统治者的重新稳定。曾国藩十分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

    1的观点，从古文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理论的探索。

    一方面，他为了给桐城派找出路，把“经济致用”的口号，从早期改良主义者手中夺过来，而注入不同的内容，用以代替桐城派“义理c考据c词章”这个体系中“义理”之首位。他在圣哲画象记里，取“义理c考据c词章”之说，以概孔门四科，把“德行”

    c“政事”两科并入“义理”之内。而四科之中，首先标举诸葛亮c陆贽c范仲淹c司马光四人，许为“德行”而兼“政事”

    ，得“义理”之全；然后才是濂c洛c关c闽五子，只承认他们占了“德行”一科，仅得“义理”之偏，并且只承认他们是大致不差，“其大者多合洙泗”

    而已。

    2在姚鼐的体系中，“义理”

    只是宋儒的义理，程c朱是继承孔c孟“道统”的正宗，根本没有诸葛亮c陆贽等人的地位。诸葛亮的治术，一向还被理学家议其“不纯”

    ，是否够得上儒家的资格都还有问题。

    而在曾国藩这个体系中，这些实践的封建政治家却成了“义理”的最完满的代表，压在宋五子头上，巍然居四科之首。显然，此“义理”已非彼之“义理”

    ，实在就是“经济”的别称。曾国藩还公然说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3更干脆把方苞c姚鼐所谓“义理”抛到一边去。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1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3致吴南屏书，书札卷7。

    150

    43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所谓“经济致用”

    ，早期改良主义者用来攻击桐城派，方东树畏之如毒药；曾国藩却用它来发挥“躬行实践”

    1的疗救妙方，变成了桐城派的续命汤。陆贽和马端临，是早期改良主义者所推崇的人物，作为反唐c宋八家，反桐城派的两面旗帜2；曾国藩又把他们夺过来，纳入自己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他是洋务派的先驱人物。他依据情势发展，主张要“变”

    ，反对顽守“祖宗成例”。所以他在文学上能抛开方c姚辈所谓“义理”

    ，实际上代之以“经济”。即所谓“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3可是他所要的“变”

    ，是以对外妥协，换取新装备，加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同于早期改良派主张的，即把封建制度改变成一个对内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对外足以与侵略者相抗衡的君主立宪制度。所以他所谓“经济”

    ，绝不是龚自珍c魏源c冯桂芬等所谓“经济”。后来桐城派文人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指出：

    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c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c班固c韩愈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4。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6页。

    2冯桂芬：复庄卫生书c中国近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