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学生弄不懂，“节约闹革命，打击帝修反”。成天学的是这些，学习也只是聊胜于无。当然小学时的作业及课程都不多，我至今忆及，也是颇感谢的。因为彼时可以“自由”玩农村的许多游戏，这是我童年除了苦寒家庭的温暖外，唯一能忆及的亮色。但是我也分明感到小学教育所受到的伤害，即过早地在教育中接受强加于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政治语录”和意识形态侵略，这是我自己一生都遗憾且不能原谅的c无法逃避的“教育”我提及这点，流沙河先生犹忆三c四十年代三种小学一册课本第一课的内容，其符合儿童的特性，在今日都并不过时。今日的儿童们也许在幼儿园，或者在小学第一天就已经知道了这些，但愿如此。在我残破不全的小学教育里，它应该被记录下来，作为对自己的纪念。三种小学课本第一册开头分别为：1c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2c天亮了天亮了起来快起来爸爸早妈妈早遇见老师行个礼遇见同学问声好。3c小小猫叫叫叫小小狗跳跳跳。但我们至今的教材编写，除了明显的“文革”痕迹被剔除外，像八十年代初期都还入选的杨朔的茶花赋c茅盾的白扬礼赞c夏衍的61个阶级兄弟等文，还在入选教材，这实在使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自称进入了现代社会，甚至有许多人在上网，但我们的教材编写确是老牛拖破车，始终停留几十年前的状态，难道我们除上述诸文外，我们找不出更好的入选文章了吗这未免太不尊重时代的发展，对学生知识更替的新要求了。我们之不尊重时代的要求，学生的个性和智力的发展，不知要到多久才能得到改善。

    如果你说古时候的中国人生活在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教材的更替新编没必要，或者更替缓慢无所谓的话，面对当今急速变化的社会，知识更新速度如此之快，我们还固守以往那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百世而不移”的教材标准，那就是十足的愚蠢之至。有一个例子足够说明我们在教材编写上的顽固保守。语文老师马文奇从1957年开始教书，教了十多年后，他开始对不变的教材有点厌倦，同时感到老是这样，不作点改变，自己教起没有兴趣，对不起学生。于是他打报告给校领导，想讲一点教材之外的文章，得到的答复是讲教材是老师的义务，至于是讲其它知识则是绝对不允许的。自然在以后的各种运动中，马文奇的“奇思怪想”就成了他想给学生灌毒草，有反革命阴谋的罪状，最后被送进了监狱。更奇怪的事不在后面，近30年后，他重返教坛，讲的还是那本教材，但马文奇还是想在教材之外，再讲点别的文章，但校领导对此充耳不闻，上至教委，下至家长都不答应，因为那样会影响到他们的“命根子”升学率，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加重学生的负担。让人辛酸的中国教育故事更不止此，一次马文奇开家长会，其中有一位家长是他五十年代教的学生，他告诉马文奇说，你当时教我的笔记如果没弄丢的话，现在也还用得上。马文奇无可奈何，一本五十年代的笔记竟然在九十年代的考试中还能用得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真是使人糊涂。马文奇带着改变教材的遗憾退休了，但他在退休后对孙子改初中语文作业时，发现仍是他当年所用的教材，禁不住老泪纵横参见黄白兰编著盲点中国教育危机报告p238240，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此书无疑是剪刀加浆糊编辑而成的书，我知道该书其中许多资料的来源，但编著引他人文字不标注别人的名字，不给出处。资料的引用，完全不加裁剪，与正文的衔接也是上气不接下气。虽然我引用所看到的这条有关教材的材料，因编著未给出处，不能确定其真实与否，但中国教材陈旧，改编之慢，文中即或有夸张，也还算得上是中国语文教材陈旧的“实录”。但从该书的字号使用的一惯性上看，无疑应该是从别处引来的资料。细说于此备存。

    马文奇与教材这样“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