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喜鹊”们所鼓噪的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c人越多越好的论断，“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写了一本使其遭罪罹祸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论述人口增长过快的十大矛盾中提到了两项，人口与科学教育之间的矛盾，即人口发展快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慢之间的矛盾。其实与这两项矛盾直接有关的，还有另一项即人口质量低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后一个矛盾既是教育落后的结果，也是人口增长过快对教育发展的制约，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因为生产力的不发达，便使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发展不上去，教育经费的投入就必然偏少，教育经费偏少，加之人口的膨胀，必然导致人口质量的低下，人口质量的低下，生产便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结果“人口膨胀兼质量低下生产力不发达教育科技落后”，这样互咬的“莫比乌斯怪圈”，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不能自解。这样的恶性循环的怪圈，虽然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所改善，但是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错批一人，猛增三亿。这便是不顾科学精神而乱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恶果。这样的恶果，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其付出惨痛的代价，承担本不该承担的重压。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据保守的估计，这个错批的恶果是让全整中国人在近一个世纪1957年2050年的时间范围之内，承担了人口压力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虽然现今的生育率逐年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口的绝对数增长还是比较快，因此要到2050年，人口增长到16亿的范围内，才有可能缓慢下降。此数据推算来自人口问题研究专家田雪原。但关于人口增长的预测，美国粮食问题专家布朗估计在2030年，中国的人口数就将达16亿人，有的更预测在该年为163亿人。见田雪原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p4550，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高峰值，将在2040年前后达到15516亿，介于布朗和田雪原的判断之间，见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p10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我们的统计数字，要么为某种政治目的保密，要么就虚浮不实，统计法的颁布未必就能对统计数字的精确性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观，因为我们有法不依，缺少监督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即便统计数计不作假，往往在对事情估计上，比较乐观，上峰要你报喜，下面怎敢过分报忧田雪原八十年代中期，估计中国人口在2000年内可分为下线12亿c中线125亿，上线128亿，而且认为不会超过128亿。见该书p28。事实上，后来就已经只提在2000年内将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尽管这也还是较为官方的说法。自然，人口数目的预测只能有一个大致的数字。见19961997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p244，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其次，从空间上看，是整个生存空间的逼仄和恶化。所谓逼仄与恶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为生理意义上的生存环境，包括住房狭窄隘湫，几代人同挤几平米或十几平米，严重地影响了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另外，就是业人数巨增，竞争酷烈，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安混乱等等，使得个人的生存状况类同于蝼蚁匍匐，急急于活命饱腹，作为动物之基本满足，已使普通人疲于奔命，再也无余力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和全面的发展；二作为人个体心理意义上的生存环境即自由度和正当权利，常因庞大的人口基数所显现出来的巨大困难，而被政府和社会忽略或者干脆不管。这实在是每个人都在承担人口过剩而产生的巨大压力的具体表征。

    自然这还不是人口过重压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后果。在人口所引起的危机与弊端丛生之中，占人口总数的文盲和半文盲基数过大，才应是整个社会寝食不安的最为沉痛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