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但是“书馆小僮百

    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见自纪，王充著论衡卷三十，p4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虽然王充这样的大才未受过惩处，但汉代私学中的惩处是极为普遍的行为，因为，“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几乎完全是在程度较为低级的私学中完成的，无论是王公贵戚的保傅宫庭教育还是民间的家族c学塾教育均属私家教育的形式”吴霓著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p2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即便是今日的学校亦所在多有，尽管有未成年保护法，也还在喊“滕条万岁”，虽对做错事的学生，不是一片喊打之声，但其惩罚之严重，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也是不过份的。

    老师只让你背诵，不让你在读书中感到有趣，一不小心还要惩罚你；家长也是，没有不是的老师，只有不是的学生，不分清红皂白，让其挨一顿板子了事。学生是这个塔底下的弱势群体，只有任由管教训斥挨打的份。更为重要的是，读书里的利益，更是使人身由己

    ，一想到自己的前程，“书中自有颜如玉”，许多学生哪怕心有不满，也只有咬牙坚持，结果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读书只想一个饭碗，只想到做官，就会身不由己地围绕考试这根指挥棒转，因而多半只能考出些“文墨小技”，至于有无真才实学，贤与不贤，教育和考试就不负这个责任了，而教育的评价系统只唯考试的评价作为依据，因而出现“以市井权谲之术，冒取高第”宋代学者王应麟语的奇怪现象。而科举考试反而已凌驾于教育管理，学校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养，教材编写之上，成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以考试为指挥棒，颠倒教育的真正目的的一大奇观。在生产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里，教材的改写和置换乃至更新的工作，几乎从来都没有做过，真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的教育自然也就会种出刻舟求剑般的恶果。因为教材的编写也是一个箝制和引导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而这样的权力在社会，自然是被皇帝和系统的领导者认可的。因此只有孔子和朱熹等人编定和批注的教材才能作为考试的标准范本，因而大部分人在未中举前在四书之外，便不知它书，成了实足的考试机器和应试虫。而教材的稍有改换只是到了清末才随动荡之时局不得不有所改换。

    几千年的士人都只知在四书等少数被“钦定”考试书籍里浸泡，自然会培养出无用的书呆子或一心想当官的马屁精，要么可笑可怜，要么可厌可恨，倘使能做点小学问的，由于不敢涉人心正道，抨击黑暗之时政，只作皓首穷经之捉虱无聊之考证，将一泡口水放大

    而成江河海洋说之字以至二三万言，将十足的空话废话吹得神乎其神，以唬民众，以愚黔首，给社会当一部“肉鼓吹”八股文及一些文章中的“代圣立言”，连放个屁,也最好是有出处，也就是说，“屁话”也不是自己原创的话，更不是什么真话，遑论什么真

    理免得给苛酷之制度拿住把柄，丢了官职饭碗，甚至玩掉脑袋。再蠢的书生都知道脑袋不是南瓜，因此只要能够混口饭吃，弄个官当，你别说让我在八股考试中“代圣立言”，你就是让我代圣去吃狗屎，像一只一样被宰，也在所不惜。就是费劲九牛于虎之力做出的学问，大多也是章句陋儒不足观。当然，对彼时只能用来考试射利的八股文，比我批判得更厉害的是那些亲炙过八股受害者：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承题，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臂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嚼了又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