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著的特征。在上任以前，哈定总统便敦促降低利率，在他当选之后又反复宣称打算降低贴现利率。在1924年10月24日。柯立芝总统在其著名的选前演说中表示。”降低贴利率已经成为这届政府的一项政策”，他许诺会继续保持低利率。两位总统所任命的frb成员都是倾向于这一政策的。［24］战争金融公司主席尤金迈耶euneyer警告各银行，如果它们不向农业贷款机构进行贴现，它们就在”损害公众的利益”。［25］尽管诸如纽约商人协会主席等人就向农场主提供联储信贷一事警告了柯立芝，但其他人则要求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内布拉斯加州众议员建议以15的利息向农场主提供中期国库券，参议员马格努斯约翰逊gnj一hnn强烈要求最高再贴现利率为2，国家农民劳动党要求所有银行国有化。他们普遍要求向产业提供低息而足够的信贷，同时联储的政策要考虑到帮助英国避免由其自身货币政策而带来的恶果，这样导致联储始终力图避免提高贴现利率。在1928年后期和1929年，联储显然出于需要想通过具有性质信贷学说色彩的”道德劝说”渡过难关。道德劝说是在试图确保向”合法”的产业提供足够信贷的同时，拒绝向”非法”股票市场投机者提供这一信贷。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隔离信贷市场的做法必定会遭受自我失败，为两种在法律上差不多的商业活动贴上不同的道德标签是有危害的。

    道德劝说出现在1929年2月联储致多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信中，这封著名的信警告这些联邦储备银行，许多成员银行已经越出它们的权力进行投机性贷款，并建议对联邦准备金信贷的投机行为进行限制，但同时联储仍然要求保证对商业活动的信贷。联储的举措回避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一再要求将再贴现利率从5升至6，而这项无力的措施直到1929年后期才得以实施。尽管在1927年，纽约银行在所有机构中是引发通货膨胀较严重的一个，之后纽约银行采取了一项比较敏感的政策：普遍信贷限制，例如提高再贴现利率，而此时，在这个特别危险的时期1929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则因为相信性质信贷学说而犯下了错误。frb竟然要求纽约银行为凡是商业用途的申请可以任意接受，并提供足够的款额。［26］离任后的本杰明斯特朗一直认为指定银行贷款的用途是不可能的，他指出问题出在贷款数量上而不是贷款的性质上。纽约银行不断强调这一观点，并拒绝遵从frb的指示，它重申不应关注银行贷款的问题，而更应注意到准备金和存款的问题。［27］纽约银行拒绝听从frb履行道德劝说，于是frb在5月1日写了一封信，信中列出一些成员银行的名单，这些银行向联储持续借贷而同时又提供了”太多”股票贷款，frb要求纽约银行对它们进行相应地处理。在5月11日，纽约银行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重申银行有权向股市提供贷款，同时也没有办法决定哪种贷款是投机的。6月1日，frb屈服了，它放弃了道德劝说政策。然而直到8月它才提高了再贴现利率。［28］

    除了遭到纽约银行的拒绝，道德劝说政策的失败还源于其自身，因为非银行出借人取代了银行出借人，但却使用来自银行的基金向股票市场提供贷款。这一必然的结果使信贷性质论者感到惊奇和迷惑，而股市则继续令人欣喜地高涨。［29］

    第85节：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16

    股票市场贷款不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贷款更糟，道德劝说错误地回避了对信贷数量加以限制的必要，而政府对于某种贷款形式的特殊支持则在两方面显得很重要：1政府鼓励某一类型的信贷易导致银行信贷总量的膨胀；2过度刺激这一特定类型的信贷，会使得萧条时期的调整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政府在20年代刺激股票市场的重要事例，我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