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还记得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继续批邓。”恰好有位新西兰来的同学，他报到时填的姓名是“duncan邓肯”。学校负责干部一看眉头就拧起个疙瘩来，说：“邓肯，这名字可不行。这不等于肯定邓小平吗眼下全国都在深入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你这名字太有政治问题了，得马上改。我看就改成邓布不肯或邓南难肯吧。”

    我在北京培训了半年汉语后转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复旦的外国留学生只有近三十人，大都来自“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朝鲜c越南，及中国称为第二世界的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学生，还有不少“非洲兄弟”。而“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罗马尼亚c阿尔巴尼亚人，自然是留学生中的一支主力军。没有苏修帝国主义份子，也没有美帝国主义份子，只有一位“唇齿相依”的日本人，但没有“水深火热中”的南韩人。留学生宿舍楼里张贴的宣传画则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刚踏进留学生楼时，不明白为何楼外筑有一道与外面隔离起来的高墙，校留学生办公室负责人解释“那是为了防止坏份子对国际友人搞破坏。”每一位外国留学生都被安排与两位中国同屋同住，我的一位女同屋叫超英，这个名字很有历史纪念意义。50年代中期，号召“赶美超英”，于是那个年代出生的许多孩子就被冠名为“超英”。中国陪住的任务之一，是记录外国人的“起居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汇报给校保卫处。因为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不能松懈。后来我读到台湾人翻译的，美国人李敦白撰写的我在身边的一万个日子thenayedbehd，其中著名的一道咒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被译为“只要你能掌握住阶级斗争，它立刻就会产生效用。”这显然是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台湾译本。

    中国同屋与我们交谈时都十分谨慎敌特观念尤其强，比如我打听她们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时。她们只回答：“我父母是工人阶级。”或者“双亲都是贫下中农。”从不透露家人具体的工作职位。我们对此非常不解。我们也不可以与中国同学c同屋一起外出上街，而留学生想要离开上海到附近的苏州c杭州旅游，是不可以自己去火车站购票的，得提前好几天向留办打申请报告。几天后下来的批复结果，有时是警告我们“不许乱走乱动”。即使报告得到批准，外出时也会有数位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及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前往。比如我们五位留学生游览杭州时，就有三位上述单位的老师随时随刻陪伴左右，住在事先为我们联系好的涉外饭店，出入都结队而行。当然我们外国留学生在生活上是有些“特权”的，留学生宿舍里有暖气供应，中国学生宿舍楼则没有，我们有机会每天去浴室洗澡，而与我们同住的中国同屋则只可以每星期洗一次澡。

    76年复旦曾发生一位法国女留学生与中国男青年相恋故事，中国男青年为此召来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法国女郎致信他，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她的中国恋人才得以释放赴法与其团聚。他们的中外联姻被认为是文革后首宗涉外婚姻。既然与中国同学接触会为他们惹来麻烦甚至灾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谨慎。临毕业前夕，留学生打报告希望请中国同屋们一道去上海动物园参观，喜出望外的是报告最终被批准，我们得到了唯一的一次与中国同学外出的机会。外国人在当时艰苦朴素的中国环境下还有另一个“特权”，就是可以随意着装。那个时代的中国抬眼皆是蓝绿色的制服海洋，西方称为“毛装”。在上海的外国人则喜欢去丝绸商店买来中国花布制成中式衣服，穿出去时每每惹来一群的围观者。中国同学绝不能这般花里胡哨的，会被批判为是资产阶级的“臭美”，生活作风有问题。我那时为了与中国同学打成一片，平常我也穿上中国人的制服，因我是深褐色头发再彻头彻尾地女干部装扮后，中国人都说我像新疆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