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家的勤务兵(父亲回家安葬祖父时留下的)对我说过:“黄营长很行呀,勇敢,特能打仗!”他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在家赋闲。他有文化,年纪不算大,也想去干校谋一条出路。我俩就坐上一辆车厢内固定着木头椅子的破旧客车,在凹凸不平的沙土公路上颠簸。按车票号码,我俩刚好坐在最后一排,漫天的尘土从缺了半块玻璃的窗口卷进来,把我们吹成了“土人”。真的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
车到目的地上饶,已是傍晚。一路借问到地干校,竟已是人去楼空。向附近的老俵借问:“地干校的人呢?”
“走了,进军大西南了。”老俵倒挺内行,还知道“进军大西南”。“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
我俩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王营长问我:“怎么办?”“你说呢?”我一个孩子,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由他决定。他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回去?”我立即响应:“好,回去。”两人一拍即合,当即找旅社休息。当天找了个便宜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买了班车票打道回府。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比来的时候轻松愉快多了。我心里高兴:可以不离开家了,可以不离开亲爱的妈妈了。他似乎也挺高兴,眉开眼笑的,他可能是离不开老婆c孩子。
当我一脚踏进家门时,母亲却一愣:“怎么又回来了?”“舅舅c舅母他们走了,进军大西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走两天了。”“你们为什么不去追他们是步行,你们可以买班车票追嘛!”我哑口无言。我没想到这一招,更不会去动脑筋想这一招,能有个借口跑回家不是挺好吗?
母亲愣了一会儿,就泄气地一挥手:“算了,洗澡c换衣服,明天继续上学去。”
那时是1949年9月初,如果我当年去追舅舅c舅母,现在就是离休干部了,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我当时追上了舅舅c舅母,那就一辈子留在贵州做地方工作(舅舅c舅母就是一辈子在贵州做地方工作),就没有以后的色彩斑斓的陆c空军生活,就不能周游全国许多地方,但也不会摔坏一条腿。人呀,关键时刻的一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黄营长的命运则影响更大:7年后我回乡探亲,听母亲说,黄营长在农村被管制劳动,家里孩又多,生活很困难。他的内弟当上了中级法院的办公室主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在此时能担任此职,算是得到了重用),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轻轻叩开姐姐的家门,悄悄塞几个钱给他们用;平时则装出一副划清界线的样子,即使迎面碰上也不理不睬,目不邪视地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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