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曹雪芹”是父辈曾在江南为官，现已没落的富家子弟（君又无乃将军后，疑惑不定）。二敦根本没有曹某是织造，茶房，等等内务府曹包衣，以及讷尔苏的亲戚的任何概念。所以“扬州旧梦久已觉”，“秦淮风月忆繁华”，都是些“说书人”嘴里听来的朦胧殿堂。说书人绘声绘色，二敦旗人以前哪听过这个，当然被忽悠。似旗人，又不知隶属哪一旗，对说书人当然容易作到。你聊起旗籍，我给你东扯西扯，几句鬼话就岔开了，或者假装悲戚状，二敦就不好再问。说书人巧舌如簧，绕腾喜爱听书的二敦等等旗人如弄小儿！

    而张宜泉更是只知道曹某是个傲物的诗人，既没有江南繁华，更没有旗人包衣等等什么相干。

    所以二敦曹与宜泉曹名号与“扮相”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张宜泉对于曹某人根本不重要，宜泉根本不是此位曹某北京之行想“结交”的朋友！只是无意中偶尔认识的诗友，所以年岁名号更给宜泉瞎编敷衍出另一套。（曹无学家真把说书人随嘴说的“年岁”，“繁华”当回事，书读得未必多，却成了一群呆子！）

    十一，二敦曹根本不是曹包衣家的子弟亲属，更没有“父子”，“叔侄”一起搞什么写作，披阅增删。否则，十几年在一起写作披阅，父子叔侄的关系应很紧密，曹某也应在城里与内务府包衣曹姓家人一起居住，或者随在外地作州同一类的包衣父母。否则，页包衣们怎么随时“指导修改”，所以父子叔侄写红都是笑话！异想天开。况且，曹某若是页字辈的儿子，凭什么他一个人脱出的包衣奴籍，自由自在居住西山。那么容易脱离包衣旗籍而不受重罚？！脱离包衣旗籍，必是因为犯了大事，本来就是抄家的犯属，内务府又少了一个打杂干活的驱使劳力，又犯大罪，凭什么便宜他？内务府不痛打他一百对头板出气才怪！

    比如福康安的儿子德麟，袭封贝勒，吃食鸦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昼贪睡，屡误差使。睿庙命内侍在乾清门外，痛打八十对头板，逐出内庭，终于淫荡而死。

    王子贝勒都要当差，误事打八十对头板。一个包衣奴，曹无学家们想象曹页辈奴们写作红书，似乎曹页辈包衣奴父子叔侄整天衣食无忧，闲着没事干，披阅增删。有这么养尊处优，过着神仙一样的内务府包衣奴吗，王子贝勒都不可能。内务府包衣奴隶管制署不是马列主义文学院！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作家们以自己铁饭碗的悠闲生验，想象出最黑暗的封建社会，最底层内务府包衣奴的亏空坐枷的生活，以为清朝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干活白养活着一大群具有思想的伟大作家页包衣奴“曹某雪芹”父子叔侄，可笑！缺不缺心眼哦？曹无学家说的都是痴心妄想的梦话。

    十二，所以二敦认识的“曹雪芹”根本不是旗人，绝非包衣曹家人。而是一位受人之托，“公私兼顾”的优伶，鼓书艺人。

    这位“曹某”姓甚名谁都不重要，暂且称之为“柳侠士”。具体可以在1754年至1763年，江南失踪又复回复现的有才名艺人里查找。

    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的：这位艺人豪侠尚义，颇有才气，因此常常受邀到蕉园诗社后裔家庭说唱，并与蕉园家族后人结为挚友。此才子艺人三十来岁，一日谈起要到北方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地，采集故事，增加素材，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无奈囊中羞涩，欲待行走江湖卖艺为生，又于采风耳录之行难为两全。适逢蕉园子孙为红楼梦传书计划作难，因为没有“披阅增删”者“曹雪芹”的影子，很难突然散布江南“曹姓”官宦子弟作书的谣言。没有谣言，很难骤然传书，毕竟书中祸起“葫芦庙”，抄家，“小骚鞑子”，北虏为患之类词语太碍眼。

    所以就与柳侠士商妥，每年有二十两银钱相助，侠士在京郊化名曹雪芹，及琴谱，琴戏，梦阮。此些名号也为后世留下伏笔，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