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兄弟明算账，经过几番往复争执，无奈在秉镛和秉钐措辞激烈的坚持之下，伍国莹经过再三权衡之后还是最终同意分家，具体协议如下：秉镛和秉钐除了各分得家里仅剩下的一笔银子作为各自生活用度之外，并且个人分占“元和行”二成的股份，一旦“元和行”日后有了盈利即按此股份比例分得红利，但眼前的行欠、以及日后若是经营不善带来的所有亏空及外界的追究统统与他们无关；由秉鉴接手“元和行”的经营，秉钧和父亲伍国莹协助，父子三人共占得六成的股份，除了库房里堆积日久卖不出去的货物之外，几乎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

    秉镛和秉鉴两兄弟心满意足地走了。

    家是分得利利索索，可伍国莹心里翻江倒海七上八下不是个滋味，他历来对老大倚重，对老四偏爱，可在他愁肠百结之时，两人却是双双溜之大吉，这不能不让他感觉很是失望苦闷。但两人所言‘牺牲一人保得大家周全’的话语也是打动了他，确实与其一同飞蛾扑火，不如留得两处青山，往这上面想，作为父亲，他在分家时还是对秉镛、秉钐两个儿子存了偏私之心，只是他这么做真是苦了秉鉴和秉钧两兄弟。说句实在的，伍国莹无非就是抱着死马要当活马医的态度将“宝”押在了秉鉴的头上，至于是祸是福，其实他心里也没有底。

    “秉鉴，不说东印度公司与粤海关那里如何应付，单说这维持经营的资本银两如何筹措？”伍国莹有气无力地问道。

    秉鉴沉吟了一下，答道：“长痛不如短痛，库房里的沉积货物既然已经赔了，就应不再计较成本尽快廉价甩卖倾销出去，能腾挪出多少银两算多少。赊销出去的分销商户那里由二哥去催款，既然我们都是积压，分销商户那里自然也是难处颇多，短时间内讨不回来款项的我们可以与之商量将货物返回，这样既捞起了沉淀在那里的银两，又在客商那里攒得了我们“元和行”一份抱诚守真的诚信态度。我算了一下，这两项加起来至少也能回流八万两银子。但这些银两回来我们一两都不留，全部将之偿还东印度公司与粤海关，以示我们最大的诚意和决心。至于爹您所说维持经营的银两，只有劳烦您出面去‘同文行’去拆借五万两，到时按期本利一起归还。”

    伍国莹面露难色，“‘同文行’潘老东家刚刚去世，潘家上下正在服丧之期，我此时去拆借银两怕是不合时宜。少东家潘有度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小我二十一岁，我进潘家当伙计时他还没出生呢，按理说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少东家长大了对我一直不是很待见，这也是近二年来我与潘家鲜有走动的原因，我就是扯开老脸朝他开口怕也是会冷言冷语将我打发出来。我还是去‘广利行’卢家、‘万和行’蔡家看看能不能帮衬我们一些，我们与其他行商素无交集来往，定是指望不上的，也就没有必要去触那些霉头了。”

    秉鉴知道父亲所言言不由衷，但也不能勉强。

    骤雨已经停歇，乌云渐渐散去，艳阳再次蓬勃高悬如一团火球明晃晃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广州城内的八衢九巷再次被炙烤的如同一只只蒸笼，升腾起的水汽让人感觉湿漉漉的，吸进肺腑又感觉分外的沉重。

    伍秉鉴走在街路上，衣裳早已被汗水浸透了，湿乎乎地紧贴在前胸后背上倍感束缚。虽然手上不停地用毛巾擦脸，可豆大的汗珠子还是像断了线似的跌滚下来。

    父亲不好意思张口向“同文行”拆借银两，可秉鉴知道他必须来。“同文行”老东家潘启在十三行风云叱咤几十年一直坐总商之位，可谓家大业大树茂根深，别说五万两现银，就是百几万两银子对于潘家来说眨眼间从金库里搬出来放到面前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自己父亲伍国莹就是在潘启的扶植之下从一个卖甘蔗为生的穷小子直至坐到了“同文行”帐房先生的位置，最近两年才从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