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种种原因，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权益保护协会给亨特一种熟悉的感觉。同样的一群人在做着同样吹毛求疵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亨特早年干了将近十年，它乏味到家、危险至极，还让人沮丧万分、心烦意乱。熟悉当地民情、焦躁不安的办案人员和顽固不化的官僚们相互之间发起了连续不断的斗争，所有的斗争都是以为了孩子未来最好发展的名义发起的。事实上，他们很少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只不过比可供选择的办法略好一点而已。

    亨特在宽敞而让人乏味的办公大楼前门待了不到五分钟，就感觉自己似乎可以画出一张整个工作场所运转的流程图来。

    当然，对他而言，差别在于他找不到一位贝蒂娜·凯克式的人物来帮助他进行调查。他只是一个从外州过来的让人讨厌的家伙，并不是哪个工作人员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因此，在2点钟之后，在小型飞机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之后，在他的头痛终于差不多消停之后，在各个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分支机构逗留了三四次之后，他才得以和一个显然一辈子都在和档案打交道的人攀谈起来，此人胸牌上写着“约翰·埃德蒙兹”。他还没有和埃德蒙兹谈多久，对方就开始摇起了光头，目光越过眼镜看着他，脸上露出一副“你在耍我”的表情，这打消了亨特继续说下去的想法，他只好草草收场了事，“没有，嗯？”

    “恐怕没有，不可能找到的，那么久远的记录都已经销毁了。”

    “在旧金山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但结果是这事没人去干，档案都被封存在地下室了。”

    “是吗？哦，我们这儿可不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就转向电脑办公了，上级命令销毁所有的陈旧记录，这些孩子都已经30岁朝上了。我们谈论的是过了60年时间的档案，也许年份还要更加久远一些，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就是负责档案销毁的小组成员之一。说起来一点也不带劲，这事我们六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干完。记住，这是将近20年前干的事了，因此，这些人，就是这些档案被销毁了的人，现在至少有50岁了。他们孩提时候发生的事，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无所谓了，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是吧？”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亨特说，“可我依然抱有疑问，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档案被漏掉了呢？”

    “为什么会漏掉呢？有什么漏洞吗？我们从档案储存室的前面，一路干到后面。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个地方，当初是旧仓库，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轮滑溜冰场了。因此，没有任何的漏洞，我们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州政府几年后就把大楼给卖了，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亨特尽量不露出疲劳和沮丧的神情，挤出了一丝笑容，“好吧，约翰，再问你一个问题。我说的是我的母亲，我飞了2000多英里来了解一下关于她童年几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她童年时碰到了一些麻烦，不管是什么麻烦，此时此刻这些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你干这个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想找到关于她的信息，你会在哪儿寻找呢？”

    “哦，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依靠报纸，”埃德蒙兹拿手在耳朵后面挠着，“可你也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这可不仅仅是找不到索引来告诉你去哪儿找到想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你的眼睛得转个不停，一点点地在报纸上寻找。如果运气好的话，在微缩胶片上依然能够看到这些旧报纸的拷贝。祝你好运！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果你的母亲在遇到这些问题时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就算是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事件，她的名字也不会登在报纸上，对吧？”

    亨特驱车45分钟赶到市中心，停好车后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多层红砖结构的总部大楼里泡了一个小时，来回跑个不停。艾德丽安说当地人友好待人，可算是说对了，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