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慈善会的总部位于主干道旁边的霍华德大街，此处从亨特家步行很快就能到达。在这儿上班的是一位看上去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叫梅丽莎？沃格娜，她告诉亨特两年前他们就停止处理领养事宜了。现在，所有的档案和文件都已被加利福尼亚州福利局儿童领养科接管了，并且送到了萨克拉门托市的一个储存处。

    “你在和我开玩笑。”

    沃格娜女士戴着眼镜，笑了起来，“你要知道，什么都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这是一项规定。”

    “我听说过这事，可我今天不打算开车去萨克拉门托。”

    “哦，不管怎样，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可能一进去张口就要你的出生记录。”

    “当然不行。这我明白，那岂不是太简单了。”

    “说得对极了。”

    “那我该怎么做？”

    “你给他们发一封由公证人证明的信，说清楚你的生日和领养父母的姓名，然后申请查阅生身父母的信息。如果父母中有一位在联系表格上签名同意，工作人员会帮你和他们取得联系。”

    “要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呢？我是说，没在表格上签字。”

    “那，”沃格娜女士叹了口气，“那就更加复杂了。”

    “复杂在什么地方？”

    “哦，如果你在信中提一些他们可以回答的问题，也许可以降低复杂程度。”

    “比如说？”

    “比如说你父母的种族状况和大致的身体状况描述，或者让你接受他人领养时他们当时的年龄和医疗信息。你是在寻求和医疗情况有关的信息吗？”

    “不是。”

    “你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吗？”

    “没有。为什么？”

    “如果你是印第安人，你可以请求最高法院，他们可以向你透露这些记录信息。这样，你就可以获得属于你的部落的任何福利上的好处。”

    “哦，我想那成功的希望可就不大了。”

    “事实上，我感觉你不怎么像印第安人。”她说。

    “确实不是，”亨特承认道，“那么，我得递送一封公证人证实的信，如果没有授权同意联系的表格，调查就到此结束了。”

    “就算你不是印第安人，你也可以像我说的那样，上诉至最高法院。但你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他们同意你这样做，通常就是了解医疗信息。要不然，如果你的父母不想你找到他们的话，我想你根本就做不到。”

    亨特坐在办公室的桌子旁，给萨克拉门托市的信封上画上了最后一笔。塔玛拉端着咖啡走进来，坐在亨特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说道：“如果不是天主教慈善会怎么办？”

    “就是天主教慈善会，这我爸爸是知道的。”

    “不，你说过他是通过慈善会领养你的。”

    “对，我刚才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可如果他们是在你已经进入领养体制之后领养了你怎么办？米基和我……我们的妈妈去世之后，我们就直接去了儿童权益保护协会，这你是知道的。因此，就算你最终落户天主教慈善会，很可能之前你已经在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待过一段时间了。工作人员会整理你的管理材料，抹去你在那儿生活过的痕迹。不管你在哪儿长大，这些东西最终都会被当作垃圾处理掉。”

    亨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确实值得注意，除非……”

    “我抢先一步，”她竖起一根手指，“幸运的是，你的名字并不怎么常见，是吧？你说那是哪一年的事？”

    “1971年。”

    “好的，那你翻翻档案，找一个叫怀亚特的人的材料。能有多少叫怀亚特的人呢？真正的挑战可能是要他们给你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