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农民的失语，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各种超额摊派来了，他们说不出话；贪污腐败来了，他们说不出话；治安环境恶化，他们说不出话；农村道德水准下降，他们说不出话；卖血被传上了爱滋病，被鸡头拐去了女儿，还是说不出话。被人在权钱交易的合谋下谋去了责任田并且拆掉了房子，总该说话了吧？依然没有，世界上只是多了几个自杀身亡的农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农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大学生身份的孙志刚出事，恐怕还是废除不了。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农民从来都是需要别人来代他们说话的，所以，现在也谈不上是失语。这种说法虽说由来已久，但其实多少有点似是而非。自古以来，固然农民一直希望别人，特别是有力者为他们说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就不能说话，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们自己的活动半径内。在传统的时代，农民一直都是有话语权的，虽然并不充分。当然，农民的话语权是分梯度的，农民中的精英，乡村能人和乡村知识分子，说话的声音最大；边缘的精英，诸如教门领袖、帮会小头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说话声音也相当的响；一般的殷实农户，只要不是特别内向，也有声音。只有贫弱的边缘群体才总是需要别人“代表”，或者是让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让边缘精英代表，或者让外面的别的什么人来代表。

    在我们某些学者的习惯里，总是倾向于只把老实巴交、仅知道埋头种地的人当成农民，而将其他的农村人口都归为别的类别。说乡绅的时候，把穷秀才也归了进去，归进去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别忘了这些穷秀才，其实也是农民，至少农民的属性比较重一些。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与分类，显然不能那么严格，跟我们古代的学科分类一样，多少有点混沌的意味，具体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种面目。至少，农村里的穷秀才和识文断字并进过考场的童生们（这些人的数量相当多），比如像洪秀全、冯云山这样的人，绝对是有话语权的。

    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教育、文化、习俗以及生活环境是浑然一体的。大体上，农民农业生产以外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校教育（私塾、乡塾等），一是戏曲熏陶。私塾教育不仅给了农民识字的能力，还教会了农民礼仪，使得农民的婚丧嫁娶有了张罗和喊礼的人，更重要的是给了农民说事的道理。这种道理经过戏曲里忠臣义士、义夫节妇形象的催化，使农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忠不孝，什么叫做不仁不义，什么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用这些道理来衡量。农民之所以总是倾向于请乡绅来调解纠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乡绅更加知书达礼，对这些道理懂得更多，尽管这些没有做过官或者具有高级功名的乡绅、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别的什么有威望的人出来调解，用的话语也都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严重违反了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大狗叫，小狗也会叫，农民的嘴巴同样是不饶人的，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公共空间，也有社会舆论，别的不说，就是妇女们的家长里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农民的这种话语，虽然不能上达天听，影响朝廷的政策，但对乡绅却是有作用的。乡绅在乡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民对他们的拥戴，显然，这种拥戴是跟乡里道义有密切的关系，乡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也可以说，即使没有乡绅出面，农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这种能力在平时体现为大型宗教和戏乐活动的组织，在战乱年代则表现为结堡自卫，在其中，农民的话语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农民说的话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影响到外边的世界，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那么多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过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设置机构专门采风。民间的声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