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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时候上农学课,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国度了,因为积温高,我们在黑龙江依然能种水稻,而同纬度的欧洲,则只能长燕麦。后来,改行弄文,知道了中国人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善于种地,也最乐于种地的族群。走到哪里,无论气候如何,哪怕是在沙漠和北极,也会尝试着撒把种子,看能不能长出来点什么。

    会种地的民族对土地自然十分看重,对地的边界早就有清晰的意识,开始是你部落的我部落的,然后就是你家的我家的,过了界就会起纠纷、闹械斗。不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赶着牛羊一走就是几千里,哪儿合适哪儿安家,土地的界限从来不很清楚。在中世纪,有了边界意味生产力高,出产的财富多,但有了边界就容易把自己圈在里面,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动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时很诧异(比如那个写了《真正的中国佬》的何天爵),中国怎么会有连近在咫尺的县城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的农民?确实,这样的人还真不少,除了他们家那一亩三分地,活一辈子,顶多去周边村子赶赶集。不愿意动弹说明对自己乡土的固执加依恋,其实出去的人,也同样对自己的乡土恋恋不舍,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去的地方有多么花团锦绣,说起来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哪怕家乡是块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小时候,长在北大荒,周围都是山东逃荒来的移民,这些人说老家时感觉那个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来到这个蛮荒之地。这种情绪甚至传了代,害得我那些没有三块豆腐高的同学,也张口闭口老家长老家短的。

    就像“家”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价值归依一样,乡土实际上是一种强固的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了一方的生活习惯、人际联系、话语结构和风土人情。用社会人类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脱离身属的文化模式独立地生活。不过,模式也有强弱差异,有的人对原有的模式依赖性强,有的则弱一点。一般来说,类似于中国人这样从土里刨食的民族,对原来的文化模式依赖感都要浓重一点。而传统的中国人由于拥有融在乡土里的儒家伦理和相应的宗法结构,所以,只要在传统氛围的乡土里生活过,其由乡土所代表的文化模式恐怕一生一世都难以完全摆脱。

    体现乡土的最大特征是乡音,或者说方言。结成地缘圈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音的联系。在很多场合下,只要比较地道地学会某种方言,就可以成功地混同于那个方言代表的乡土共同体,至少可以做到不被人家排斥。共同的方言背后是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所以人们才会对自己的乡音感到亲切,对别的方言感到别扭。方言是地缘圈子的触媒,也是形成械斗的原因(过去,人们管这种族群之间的打群架叫“分声械斗”)。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上海在成长为现代大都市的过程中,上海的工人、市民、吃白相饭的,甚至妓女、乞丐,都大体上按着籍贯扎堆。广州的老板雇佣广东的工人,宁波的老板用宁波人,无锡的老板用无锡人。江北来的难民没有人用,只好去做苦力,干那些又苦又累,工钱又少的活计。没有老板罩着,他们有把头和那摩温(洋泾滨英语,numberone的意思,一般指工头),一个把头或者工头手下,基本上都是自己本乡本土的人。同为江浙(江南部分)人,由于声气相近,不同地方的工人或者还可以合作,但跟“江北佬”之间,则情同水火,根本弄不到一块去。

    做工人如此,去当兵自然也不例外。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的新式军队爱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招来招去,自然形成了一个单位的军队只要跟长官同乡人的惯例。一个连如此,一个营如此,到后来,一个军阀集团也如此。北方军阀同声(语言相近)的范围较大,因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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