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的规模大一些，而南方十里不同声，于是谁也做不大，倒是一个个镇守使（地区）甚至县级的小军阀满地都是。说他们是封建军阀，至少在地缘圈子这个角度，并不冤枉。甚至某些非常现代化的兵种，比如海军，这种地缘集团的面貌也相当明显。一般非福建人在海军是难以立足的，而海军的福建人中，又分为闽南、闽北、闽西等具体的地缘圈。

    这种状况，即使在外面的人看来已经很现代了的今日中国，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军队的士兵，虽然年龄都不大，但在他们中间，各种地缘小圈子依然是军中最主要的隐性团体。老乡之间的联系，明显是军中人际关系的最主要纽带。河南兵、山东兵、四川兵、东北兵的分野，虽然不至于壁垒森严，但还是很有讲究的。在同一省区的士兵中，往往流传着其他省份士兵的“经典笑话”（当然他们也有别人家给他们的笑话）。这种笑话，其潜在的功能是强化了老乡的认同感与地域优越感，使小圈子不那么容易被打破。出来打工的农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缘圈子分布的，往往是出于某种机缘，沿海某城市的某工厂有了一位内地来的农民工，然后同一个地方的其他农民就会沿着他的路线出来，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地缘小圈子。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走出来的，走出来之后，往往形成新的地缘圈子，而那个最早吃螃蟹的人，自然会成为圈子的领袖（当然也是有可能换的）。农民工如此，妓女和乞丐也是一样。跟他们的先辈类似，这些地缘圈子之间，也掺杂着类似黑社会的帮派。这些帮派跟当年的青红帮稍有不同，不是跨地域的大团体，也是按地域组合的。那些进城做各种装修活的有技术的农民，其地缘感更强，他们往往依照小范围的地缘圈子，形成一个个包工队（基本上是同村或者相邻村庄的人），以包工头为中心，跟装修公司合作，承揽业务。跟当年的上海工人的把头一样，他们是工人的剥削者，与公司合作对付工人，同时也是工人的保护人和经纪人，有的包工头甚至为手下的工人租好房子，集中居住，并为工人的福利操心。

    很明显，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波，并没有斩断中国人传统文化模式的纽带，甚至因为现代化的缘故，走出乡土的农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强。应该说，从乡居到城居，从分散到集体，从种地到做工或者当兵，这些走出乡野的农民的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原来生活情景中的某些要素却被移植复制了，不仅被移植复制，而且得到了强化。这些要素构成了新的地缘圈子的强固纽带，原来漫不经心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情景，在换了场景之后，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从前平平常常的家乡情景，经过同在异地的同乡们共谋，也化为了格外美好的人间天堂。人们就是通过这种对往昔熟悉情景的回忆、编织和建构，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乡土联系变成了第一要素，而对于共同生活更为重要的东西，诸如品质、性格等因素则退到了次要甚至不足道的地方。

    显然，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陌生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压力。为了更好地抵御这种压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们只能利用他们所熟悉的资源，甚至格外地开发这种资源，结成新的权力主义的等级结构，将信任和忠诚无条件地交给这个结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付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生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按地缘结成小圈子，是对乡土生活的畸形复制。人们在原来的乡土环境中生活的时候，由于跟外乡人接触不多，所以一般谈不上对外乡人的排斥。然而，到了异地他乡之后，对外乡人生活习惯的看不上甚至鄙视，则成为小圈子日常的话题，而某个或者某些外乡人的出格之举，在经过放大之后，再上升为某种抽象的特质，往往成为小圈子话语中那个地方人的共同特征。这种对外人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