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强化了人们对小圈子的依附，使小圈子更容易维持。虽然有其功能性的必然，但也难免给人形成印象，认为国人具有小圈子感过强、难以信任合作的所谓国民性。事实上，在这一点上，那些走出农村多少代，已经完完全全变成城市人的人们，也未能免俗。结成宗派，几乎成为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回避的生存发展之道，也是自毁之道。

    正如阶级观念是一种思考的维度一样，乡土也是考察社会和历史的一种视角。我们今天考察农民工的时候，几乎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地缘的线索和地缘的角度。同样，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基于地缘的群体冲突，其意义并不比阶级斗争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强调阶级冲突的时候，往往遮蔽了在这冲突之下原有的地缘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同样会使历史的真相昏暗不清。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一般公认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察，就会发现，洪秀全和冯云山们创立的拜上帝会（教）在广西紫荆山区立足发展，其实离不开两广地区土客籍冲突斗争的大环境。洪秀全他们是客家人，因此他们创立的教，也只能在两广客家人中找到拥护者，而紫荆山区恰是一个客家人的集中积聚地。拜上帝会（教）的到来，为此地一直受到土籍人压迫的客家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组织工具。而正是在与土籍人的争斗中，拜上帝会（教）逐渐武装化。同时，由于占据优势资源的土籍人一向比较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而且由于土籍的干预，使得拜上帝会与官府和解的可能完全消解，双方的猜忌越积越深，所以，拜上帝会（教）与土籍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他们与官府的冲突，直至演变成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这也是为什么连石达开、韦昌辉这样富有的客籍乡绅也被卷进了起义之中的缘故。

    同理，阶级的分野，有时在现代都市的市民和工人中，也是暧昧不清的。如果非要强行划出敌我分明的一条线来，实际上势必存在许多的误划。在建国之后，扫荡地缘封建关系，将把头和工头归为反动阵营，出于治理的需要，而且有强大的政权做靠山，当然并无不可。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搞工人运动的时候，如果如此地“六亲不认”，那么代价很可能是整个运动的窒息。事实上，在工人运动一度红火的时候，中共工运的领导人，不仅利用了非技术、半技术工人的乡土关系动员了工头的力量，而且主要负责人还加入“封建”帮会，借助帮会的力量开展工作。

    中国人的阶级意识如果存在的话，肯定要晚于乡土意识。按西方的经验，比如资格最老的英国工人，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因素，一是超越原来乡土的共同的生活娱乐形式的出现；一是跨行业的共同罢工斗争的胜利，即运动的发生。于前者，是基于足球这种不登大雅之堂、却又适合大众集体狂欢的体育运动形式的出现，足球运动的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黏合剂；于后者，意味着至少需要大规模的罢工的成功，才能使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行动的必要。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乡土意识，进入都市的人们，实现对乡土的超越，把阶级意识放在首位，恐怕需要的时间更长，条件更苛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农民工突破乡土的藩篱问题，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乌托邦式的玄想。

    任何人在多数时间里，都是站在地上观察这个世界的。可是，不幸的是，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一样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脚的着落处，才是我们行动和观察的最原初的依据。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