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难过的早上。我吞了几颗阿斯匹林，下楼去火焰餐厅喝了很多咖啡，情况才稍微好了一点。我的手轻微颤抖，我的胃一直有翻出来的危险。

    我想要的是一杯酒，但是我渴望的程度足以让我知道我不该喝。我有事要办，有地方要去，有人要见，所以我坚持喝咖啡。

    在十六街的邮局我买了一张一千美元和一张四十五美元的汇票。我写好一个信封，把两张汇票一起寄给安妮塔。然后我走到第九大道的圣保罗教堂，我一定在那里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没特别想什么事情。出去的时候，我在圣安东尼的雕像前停下来，为一些不在的朋友点亮几支蜡烛。一支给波提雅·卡尔，一支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其余的给其他的朋友。我往募捐箱的投钱口塞了五十元纸钞，然后走进早晨寒冷的空气中。

    我和教堂有种很奇怪的关系，就这一点来说，我完全不了解自己。这是在我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馆不久后开始的。我开始在教堂里花时间，开始点蜡烛，最后，我开始奉献。最后一点是最让人好奇的部分。在我收到钱之后，不管我收到多少，总是在我经过的第一座教堂停下来，捐出十分之一所得。我不知道他们会把钱拿去做什么，他们可能把一半的钱用于改变那些异教徒的信仰，另一半则拿去帮牧师们买大房车。不过我还是继续捐钱给他们，继续在想为什么会捐钱。

    基于开放的时间，天主教堂得到我大部分的捐款。他们的教堂比较常开。布罗菲尔德第一次付款的十分之一已经给了圣巴多罗马教堂，那是在波提雅·卡尔家附近的英国国教教堂，现在，他第二次付款的十分之一则给了圣保罗教堂。上帝知道为什么。

    道格拉斯·富尔曼住在五十三街和五十四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一楼五金店的左边有个门，上面写着有带家具的房间可供周租或月租。前廊内没有信箱，也没有人声。我按了门边的电铃后便等着，直到一个浅褐色头发的女人慢吞吞地走到门边把门打开。她穿着一件格子睡袍，脚上的室内拖鞋已经十分破旧。

    “上到顶楼，”她说，“试试第三间，他总是有货。”我告诉她我在找道格拉斯·富尔曼。

    “四楼第一间，”她说，“他知道你要来吗？”

    “对。”虽然他不知道。

    “因为他通常很晚睡，你可以上去了。”

    我爬了三层楼梯，一路上是令大楼和里面的住户们都已束手无策的酸味。我很惊讶富尔曼住在这样的地方。住在破烂的地狱厨房出租房间里的人，通常不会把地址印在支票上，他们通常没有支票账户。

    我站在他的房门前。里面的收音机正开着，然后我听到一阵很快的打字声，接着又只剩下收音机的声音。我敲敲门，听到椅子往后推的声音，富尔曼的声音在问是哪位。

    “斯卡德。”

    “马修？等一下。”我等着门打开。富尔曼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快进来，”他说，“天啊，你看起来糟透了，你感冒了还是怎么了？”

    “我过了一个难捱的晚上。”

    “要来点咖啡吗？我可以给你一杯速溶的。你怎么找到我的？或者这是职业机密？我猜侦探一定很会找人。”

    他在屋里跑来跑去，把电壶的插头插上，量好速溶咖啡的份量放进两个白瓷杯里，同时持续、平稳地说话，但是我没听他在说什么，我正忙着环顾他住的地方。

    我从没想过他住的地方是这样。那是一间套房，不过是很大的一间，也许有十八乘二十尺，有两扇窗可以俯瞰第九大道。最让这间屋子引人注目的是他和这栋大楼之间的戏剧性对比：所有的肮脏和破旧都停在富尔曼的门槛之外。

    他的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可能是波斯地毯或几可乱真的仿制品，墙上则嵌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