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其对作品、对艺术以迄于对人类命运的预知暴力而已。

    应用到文学场域上的写实主义逐渐剥离此词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里的意义，蜕变成一个弹性甚宽的文类范畴和一个弹性较窄的写作规范。应用它的人可以视需要而使之显得较宽容，或者较狭隘。甚至在某种需要十分迫切的时候，一个明明较为狭隘的写作规范却可以挟带出一种看来较为宽容的文类范畴。比方说，贬黜了“想像力的作用”和“愚蠢的修辞学骚动”的缩减式写作规范却可以吸纳只要是“事实”只要是“文件”的材料而进入写实主义这个文类范畴（而且视之为好作品）。支持以及推动这种文学观念的人并不以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莫泊桑（GuydeMaupassant，1850～1893）在《左拉研究》一文中即明白表示：“无论一种形式多么美好，它最终必然会变得单调乏味，尤其是对于那些专门从事文学工作、从早到晚埋首于文学、与文学相依为命的人们。于是，我们心中产生了要求‘变’的这种奇怪的需要，连我们曾经叹为精品的杰作也使我们厌弃了。”

    这是文学领域内部的政治——因为莫泊桑从左拉那里学会了使用“我们”，而非“我”。而“曾经使我们叹为精品的杰作”所指的，也正是自左拉便揭竿反对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作品。等到左拉等人在原先的写实主义旧标签上挂起新的自然主义招牌时，后面这个词便不只是文类范畴和写作规范了，它扩延成一个运动，将“我”囊括在“我们”里面的运动。

    1880年之后受法国作家、作品震撼感动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日本文学界，可能目眩神迷于自然主义的新灯塔所照亮的日常生活里细腻斑斓的小角落，而忘了（或根本不知道）当年福楼拜（GustavFlaubert，1821～1880）在给乔治·桑（GeeSand，1804～1876）的信上曾经说过：“即使他们捧我作为主要祭司之一，你要知道我所讨厌的正是时髦人物所谓的写实主义。”此外，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在为《包法利夫人》（MadameBovary，1857）作序时亦谴责道：“（写实主义）是对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可厌的当面侮辱，这个模糊的、可伸缩的词对粗俗的人不是意味着一种创作的新方法，而是对通俗平凡的日常生活作精确琐屑的描写。”

    福楼拜和波德莱尔的作品当然不会被自然主义批评家放在同一个位阶去讨论——他们之中的一个如果是祭司的话，另一个显然是异教徒；然而他们对左拉一系“时髦人物”所鼓吹的流行主张的贬意不是出自道德的，而是出自品味和美学的。在那个对立面上，时髦人物的关切却迥然不同；他们反而因逼视“通俗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书写而感受到品味与美学课题之无力，以及道德问题的迫切。如果说以前近六百年的但丁的书写是在虚拟一则又一则的灾难以激发世人的道德感的话，自然主义者走的似乎是一条平行但对反的道路；后者是在描摹、刻画一则又一则的灾难过程中激发了自己的道德感。另一方面，书写——这桩在中世纪以前是为高度权柄的工程——却在19世纪满心景慕科学这一新神祇的时代益发暴露其不能实践性地改造世界（使之进化得更好）的短绌。的确，连巴尔扎克都曾经表示：他只是法国社会的“秘书”而已。面对剧变的世界——高度而急速的资本集中、巨大而残酷的劳力剥削、困顿而凋敝的生产传统、庸俗而嗤鄙的中产繁荣、近利而贪婪的商业投机、紧张而狂热的竞争淘汰……身为时髦人物的作家既不免于又不甘于沦为花言巧语的秘书。

    真正在这个世纪之交得以推波助澜，立即产生影响的思潮非关神学与形而上学，而是三个可以当下兑现的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的达尔文主义、潜意识决定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