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想像力的贬黜，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现代小说必有的特性。”“巴尔扎克的想像力，这种放荡不羁、爱夸张、妄想在离奇的地图上重新创造世界的想像力，与其说是吸引我，还不如说是把我惹恼了。”并且在《给青年人的信》（LetterálaJeunesse）里犹如使徒约翰甚至摩西那样提出“启示”和“预知”：“科学使唯心主义（Idealism）退却，科学为20世纪做准备”、“不要再用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字句，不要再有抒情文体；只要事实，只要文件”。听起来，这些话和“天使把它（戾龙）扔进无底深渊去，关闭起来，加上封印，使它不再去迷惑列国”，以及“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又是多么地相似呢？如果我们在此刻回想一下当年笛卡儿有关促进科学的文章，不免会惊讶地发现：为了逃避宗教法庭的网罗而“决定利用余生”“获得自然知识”的实在论先锋居然导出了一个科学宗教法庭的写实主义后卫，同一个词——realism。

    在左拉的心目之中和笔锋之下，写实主义“升格进化”成自然主义（Naturalism）有其内在的脉络，因为后者更能逼近一决定论（Determinism）式的思想。决定论的源起之一是命运和上帝意志之不可测知，故非人类所能理解、改变，从而只能接受其安排（这也是当初笛卡儿将上帝供奉在第一因以存而不究的基础）。从这一点看，左拉将人类比拟为机器其实也就是将科学比拟成操纵机器的上帝，以相同的对位法则来看，也就无怪乎他会把自己（小说家）比拟成外科医生，把人物（小说角色）比拟成尸体。被书写出来的人物并无自由意志可言，真实的人类也一样。那么，“戛冈吐阿在四百又八十又四十又四岁时，也就是五百二十四岁时，他所娶的乌托邦亚蒙洛特王女儿、名叫芭朵碧的妃子，生下了王子庞大固埃……每一餐要喝干四千六百头母牛的乳。”（《巨人传》第二部）非徒不可思议，甚至可以说是反上帝——违背科学、不合事实的了。

    倘若左拉会斥责拉伯雷，绝非因为后者小说人物之高龄大能开了《圣经》的玩笑，而是因为他同时忤逆了科学。写实主义在这里完全缩减了书写曾经拥有的可能性、曾经发明的幽默、曾经获致的自由。道理无它，决定论导航下的写实主义者不相信更不承认：人类的自由意志有可能超出科学侦测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左拉会在那篇《给青年人的信》中将一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形容成“修辞学家愚蠢的骚动”的底细。

    有一个科学侦测摆在那里，还有“模棱两可”的机会吗？还有幽默的可能吗？如果有，恐怕也一如实证主义决定论的诗人、左拉的前辈兼好友泰恩（HippojyteAdolpheTaine，1828～1893）的诗所写的那样：“罪恶与道德就如硫酸与糖一样都是产品。”而写实主义者眼中的幽默与其模棱两可的性质恐怕更像硫磺——具有魔鬼的气味。

    透过决定论式的科学侦测，写实主义者得到了下面这个公式：艺术等于自然减去不符科学原则与方法者。在这里，他们“升格进化”成自然主义者，也从《圣经》里的上帝和先知手中劫得预知的权力；他们预知一切，因为一切已经为科学所决定。

    由是，左拉在《关于作品总体构思的札记》一文中写下这样的准则：

    在军事题材的小说里，还有种族与种族相互混杂。

    左拉未尝进一步说明：倘若小说再现出来的外在世界必须像镜子一般反映真实，则非遗传的现实因素、非命定的偶然性如何接受科学原则与方法的侦测？他也未尝退一步思索：这要素与那要素的“平均分配”究竟吻合科学原则、方法与否？吻合现实与否？

    无论如何，这只是写实主义者一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