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所有的（近三千种）方言注定形诸笔墨。蒙田（MichelEyquemdeMontaigne，1533～1592）的《随笔集》（Essays，1580）第一、第二卷已经出版了五十多年，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约1494～1553）的《巨人传》第二部《庞大固埃》（Pantaguel）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年（当时的销售情况是两个月之内超过了《圣经》贩售九年的数字；这是作者自己宣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玩笑）。在《巨人传》中，作者也早就借由广泛采自法国各省的方言，乃至于希腊、拉丁、希伯来及阿拉伯语，以激烈狂暴的夸张手法嘲谑了学究、术士、神职人员以及教会。在该书的第一部《高康大》（Gargantua）里，主人翁花了五年三个月追随诡辩学者、医生求学，只学会了倒背字母，又花了十三年六个月又两周学拉丁文法，再用三十四年一个月研习拉丁修辞学，目的不过是将一部作品倒背如流。拉伯雷刻意使用的细节描述（如准确的时间范围）反而是一种嘲弄——正因为客观知识被教授先生们摆布成饾饤琐屑的学问，拉伯雷以书写掌握的准确细节便益形令人发笑。相较之下，笛卡儿力图准确的描述却是如此地不同，其所以迥然其趣者绝非文本体制（一为散文，一为小说）的分殊，也不能视作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别，其根柢在于两者对书写这件事有着认识论上的歧异。

    以医学和神职为专业的拉伯雷笔下非但不曾像笛卡儿那样准确描述人体构造，并以之为传授客观知识之手段（倒是为米纳蒂［GiovanniMinardi］的《医学书信集》［LettersofMedie］作过注解），甚至《巨人传》的署名AlcofribasNasier都是将其原名字母胡乱拼置而成。书写之于拉伯雷，诚然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所声称的那样：“在这里，人们并不声明什么真理（科学的或虚构的），人们不保证要去描写在实际中就是那样的事实。”“这本来很清楚：我们在这里讲述不是认真的，即使它涉及到再可怕没有的事。”之后，昆德拉更引述且申论帕兹（OctavioPaz，1914～）的话说：

    结果到了笛卡儿笔下——这位晚拉伯雷一百一十三年才出生的理性主义者、启蒙运动先驱却无心或无暇顾及幽默；书写必须尽可能捍卫第二因所主宰的物质世界，尽可能以珍摄敬惜之心守护这一套好容易才从上帝、先知、经院体制、神学家和传教士手上解放出来的工具，以便再现或重塑这个世界。这正是写实主义认识论（RealistEpistemology）的核心议题。

    这究竟算不算一种倒退呢？即使不须溯及拉伯雷，塞万提斯（MigueldeCervantesSaavedra，1547～1616）的《堂吉诃德》（DonQuijote，1605，1612）二部也早在笛卡儿还是个孩子和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啊！

    一个已经“发明”（帕兹及昆德拉的用语）出来的东西——幽默，是不是长时期遭到弃置？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作为一种书写）和灾难的新关系；此一关系同《圣经》式的“预知”以及《神曲》式的“面对并记录”有着极大的分野。

    就在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出版的那一年（1632）1月，荷兰籍画家伦勃朗（RembrandtHarmenszvanRijn，1606～1669）在该国当时最负盛名的解剖学医生杜普（Dr.Tuip，1593～1674）的解剖讲堂上出现，并于稍后完成了那幅绘画史上的写实经典《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TheAnatomyLessonofDr.Tuip）。这幅画比《施洗者约翰讲道》（SaintJohistP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