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us，1560～1609）——一位反叛的加尔文教会牧师、荷兰神学家，终于在“预定”得救的决定论观点上与加尔文主义的狂热信徒决裂。他提出了自由意志的论点。1610年，他的门徒埃比斯科比厄斯（SimonEpiscopius，1583～1643）将其遗稿编成《抗议书》（TheRemonstrances）向荷兰议会呈递。彼《抗议书》中一个影响后世极为深远的观点是：神恩可因人之自由意志而遭拒绝。《抗议书》掀起风潮九年以后——1619年11月10日——在多瑙河畔诺伊堡客栈里投宿的笛卡儿（ReneDescartes，1596～1650）做了三个梦。他成为自己的解梦者，从而找到新哲学的第一命题：“我思故我在。”

    艾恩·瓦特（Ian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RiseofTheNovel）一书的首章“写实主义与小说的形式”中指出：

    在申论瓦特的写实主义认识论（RealistEpistemology）之前，我们必须回到笛卡儿的那个时代，理解当时的上帝及其书写的地位是如何动摇和游移着的。

    笛卡儿在加尔文教派以及阿民念教派（即抗议派［Remonstrants］）极其盛行的荷兰居住了二十一年（1628～1649），他大部分的著作都在这个当时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第三章《荷兰》）的国度写成及出版。虽然在他的《哲学原理》（PrinciplesofPhilosophy，1644）中笛卡儿如此写道：“最重要的，我们将会发现上帝所揭示的道理总比其他的道理更确定——这是一个永远不错的法则。”可是，毋宁以为他那些在乌特来特（Utrecht）和雷登（Leiden）地方的加尔文教派神学敌人所见者更为务实；后者绝对有宗教上的理由认定笛卡儿的机械宇宙观其实已经从认识论的层次上诋毁了上帝。诚如诺曼·汉普森（NormanHampson）在《启蒙运动》（TheEnlightment，1968）一书导论中所言：“罗马天主教会把笛卡儿的全部著作都列在‘禁书目录’上，但是笛卡儿的思想却反而渗透了大部分基督教的欧洲——如果他是一个反对宗教的人的话，他的影响反而可能不会这么大。”

    1633年6月21日，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因出版《关于两大世界体系之对话》提出的“日心说”而受审，笛卡儿“几乎决定把我的一切稿件烧毁，或至少不让人家看见它们”。（1633年7月《致梅色纳神父信件》）并且放弃出版他的《宇宙论》。1637年，笛卡儿正式解释此一决定的文章在雷登出版，他近乎结论的说词是这样的：

    在同一篇文章《集思广益促进科学》里，笛卡儿甚至还解释了他不用拉丁文而用母语法文写作的原因：“这是因为我希望那些仅仅凭借他们的纯粹理性的人，胜过那些只相信古书的人们，会更正确地判断我的意见；我希望能把良知与研究联合在一起者，是我唯一的仲裁。”

    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凡人而非先知的笛卡儿，已然将上帝推往存而不究的“第一因”（TheFirstCause），或者，可以如汉普森所言：“似乎是把上帝排除在专由第二因（SedaryCauses）所主宰的物质世界之外了。”事实上，上帝显然也只是以上帝之名在翼护着笛卡儿近乎唯物论式的书写。在这种书写之下所展现的世界，远非但丁那至大无外的三个世界可以包揽；《物理问题》中关于心脏运动的描述片段如下：

    早在笛卡儿开始用法文书写之前数世纪，从拉丁文衍化而出的新国族语言——也可以理解为由中古教士阶级释放出来的书写权力，已经使印刷术发明之前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