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1913年）夏，李大钊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法政专业的学习，除获得已更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该校文凭之外，还与白坚武、郁嶷两位同学分享了“北洋法政三杰”的桂冠。

    毕业后，为了躲避政府对社会党的追查，李大钊这位该党天津支部负责人跑回到乐亭老家住了一些日子。之后，他告别了妻子和一双儿女（李葆华与李星华已经出生），随留学大潮去了日本。清末民初，每年有数千中国学子留学日本，日本成了培育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巨子的摇篮。

    出国留学的资金，是孙洪伊和另一位著名的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提供的。汤氏时任中国民主党干事长，后历任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属北洋时期的一流政治人才。不幸竟于1918年10月出国考察期间，在加拿大被气度狭小的国民党人暗杀了，年仅四十四岁。

    汤先生对李大钊的器重与信赖不亚于孙洪伊，在资助李氏赴日不久，他把妻子、儿女也送去日本，委托李大钊关照其儿子的学业。而李大钊又是知恩图报的忠厚晚辈，于是，每周六下午，李大钊就要耗时一个钟头耐心地听取一个十龄学童的本周学习汇报。义，不容辞；恩，也不容辞。

    如同六年前报考法政学堂，李大钊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寻救国之道。

    两年后，他在那篇轰动一时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追记过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可以想象得到，这位中国少年赴日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愤！与前辈的革命党领袖不一样的是，他并未对即将登临的日本国抱有向往，也从未借用东洋人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警惕日本，憎恶日本，自始至终。

    抵达东京后，某日，他无意走进了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像今天不通日语的中国人依旧不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一样，李大钊也被馆名弄糊涂了。进馆参观后，他才知道：此为日语，是军事博物馆，而馆藏的甲午之役战利品令他大感悲愤！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后来写下这样一段话：

    呜呼！民族之气节如此强烈的人，焉能不成为时代巨子？

    此时，章士钊因讨袁失败而流亡日本，正要创办《甲寅》月刊。李大钊仰慕章士钊久矣！章氏主持过《苏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和《独立周报》，为名满天下的政论家与报人，先后留学日本、英国，熟悉东西洋的宪法与政治，办报一向持“不偏不倚”方针。在天津读书时，李大钊即曾担任过《独立周报》的“代派人”。于是，李大钊便附信投稿给章氏。

    得，还是听当事人自己说吧！1951年8月，章士钊为共和国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作序，开篇即说：

    你看，本来无人知晓的李守常，就因一篇投稿而得到章主编的激赏，甚至夸其文笔神似欧阳修！于是，在异国的一间小屋里，两位国士开始了十几年的友情。

    如果说白亚雨老师是李大钊人生的第一位导师的话，那么与比他大八岁的章士钊的相识就是他的第二次幸遇。

    呵呵，说来有趣，两人明明已经是朋友了，章士钊却以为“李守常”就是对方的姓名。直到有一天逛公园，无意说起来，章士钊才知，“守常”是其字，本名叫“大钊”。这一来，章就奇怪了，问：为何写文章不署本名啊？李是这样回答的：“投文于《甲寅》，吾何敢与先生同名？”原来，章氏著文，偶尔署名单字“钊”。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也曾如此署名。怕掠人之美，李大钊才不再用本名。这段趣闻，也是章士钊在1951年告诉我们的。当年谦谦李君子，一直用“李守常”作为笔名发表文章，直到深秋才在《甲寅》上用了一次本名，而且是全名——“李大钊”。

    《甲寅》很快就成了海外志士的思想启蒙课堂。“孤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