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政治观点与写作文风，影响了许多人，李大钊尤受其影响，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李氏列为“甲寅派”的一员。后来李大钊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孤松”，显然是为与“孤桐”相呼应。而章氏的古道热肠更使李终生受惠，且一直荫及其遗属。此后话也。

    也是在《甲寅》，李大钊以文会友，与皖籍著名的革命志士陈仲甫相识。陈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署名“独秀”，从此，“陈独秀”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响亮的名字。而李大钊则跟进一篇长文《厌世心与自觉心》。历来李氏传记都称，李文批评了陈文的“悲观论调”。我今来读，却只读出李大钊批评革命党中的“湘中少年”“相率自裁”的轻生厌世行为，却并没找出指责陈独秀的片言只语。于是，我不得不对某些史学家的“史料”抱以怀疑。

    是年9月，李大钊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从报考的专业看，他显然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人生的奋斗方向。

    袁世凯称帝一年前，其美国顾问古德诺曾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文章，大意是说家族制的中国人民历来没有参政的习惯，所以“建设一巩固有力之政府”是主要的，“人民参与政事之权犹在其次也”。章士钊听出弦外之音，率先发难，在《甲寅》上有理有据地批驳了这位“洋客卿”为袁氏专制而造的舆论。李大钊读过章文后，马上跟进，发表了《国情》一文。

    关于李氏此文，党史专家历来说，这是“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的阴谋”的檄文，“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我逐字读罢这篇难读的文言文，老实说，并没看出专家们所说的这层深刻的内涵来。如说“先声”，章氏的《古诺德与新宪法》发表在先（《甲寅》第一卷第二号），李氏的《国情》刊登在后（《甲寅》第一卷第四号），孰先孰后不言而喻；如一定要说李文语涉袁氏，那倒不如说是对袁走向专制的善意的劝谏，否则，长文的末一句就不会这样长叹了：

    作为袁氏学校毕业的学生，作为从直隶省出来的游子，李大钊对当朝大总统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在老袁帝制自为之前，尽管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已经整天地暴骂其为“窃国大盗”，但以写时评著称的李大钊却从未点名道姓地指责过袁氏，一次也没有。即使日本人逼迫袁氏签署“中日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未加入到反袁大合唱中，他受清国留学生大会之命撰写的那篇著名的长文《警告全国父老书》，写得气势磅礴，极具感召力，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指责袁及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指责，反倒明文“督励”！

    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岛的一座高楼的书斋中，捧着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李大钊选集》，找到这篇落款“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撰”的著名文章，捧读再三，犹能感受到一股正气在字里行间铿铿锵锵地律动着：

    之后，是一大段对世界大势的中肯的分析。而对我的家乡青岛何以成为日德交战之地，日本为何要在“二十一条”中尽收前德国租借地的利益，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大钊分析得极为精辟：

    在披露了“二十一条”中的主要内容后，这位血性男儿悲愤无比地写道：

    国难当头，李大钊并没对本国政府横加指责，反倒呼吁国人“督励我政府”。此文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看来看去，就是一篇唤醒国民的文字激越的宣言，就是一席劝诫政府的语重心长的忠告，哪里找得到一句讨袁的话？

    同一时刻，李大钊还编辑了《国耻纪念录》，内有其《国民之薪胆》一文。该文在详述了“二十一条”签约经过后，更表达了对本国政府的理解和对一味责难政府的过激行为的批评：

    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利益为上，留日学生李大钊的极为理性的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