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十八岁的李大钊从永平中学毕业，成了既通国文也知英文、既熟国学也懂数学的新派学生。然而，不幸的是，祖父李如珍寿终正寝，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亲生女儿）和一个本家叔叔折腾光了。家道中落，学费无着，是贤惠的妻子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支持他外出求学，他才与几位同学去了繁华的天津。在那里，他从北洋军医学堂、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学堂这三所正在招生的高校中，选定了法政学堂。

    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乃袁世凯。其时，在袁总督的有效治理下，直隶省天津府已经成了北方最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洋务发达，新政通畅，地方自治试点成功，立宪运动气氛浓厚。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军的同时，袁氏还不忘培养未来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因而便派人创立了“以造就法政通才为主”的国内第一所法政大学。专科学制长达六年，即前三年预科，后三年正科，面向全国招生两百人。此“法政专科”非现今与“本科”相对之“专科”，乃与“简易科”相对的“专业科”。招生广告上的各项条件均让人动心，尤以毕业生“其成绩优者，并可遣赴东西各国留学”一条，更对报考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一心救国的李大钊有幸通过了专科考试，成为袁氏所办的最后一所学校的学生——就在北洋法政学堂招生结束后，袁世凯接到谕旨，离开天津，成了天子身边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为何独对法律和政治感兴趣？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们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绝笔书中窥得原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大清国，内忧外患进一步加深。强蛮的日本人已经将韩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借口保护韩人将我吉林省延吉厅所属四县的国土圈为所谓的“间岛”。乐亭县与永平府均距山海关不过百余公里，日本人在关外闹事，直隶东部的绅民首当其冲。穿过永平府的京奉铁路，还是清国花了一大笔钱才从日本人手里赎回来的。日本还和法国签订了在华划定势力范围的《日法协定》，日本圈去了福建及“满蒙”，法国则划走了粤桂滇三省。在大清国的领土上，两个强盗商量着划定“势力范围”，而清廷却毫无办法制止，只能软绵绵地发一纸抗议便没了下文。偏偏这一年的南方，成了革命党人起事的重灾区，孙文的同盟会仅在广东一省就发动过四次武装反叛，另有刘师复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未遂事件，令粤省疆吏草木皆兵。皖省巡抚恩铭在出席该省巡警学堂活动时，竟被该学堂会办（副校长）、浙江籍的徐锡麟当众枪杀！虽说过后徐锡麟等光复会的同党以及被牵连出来的绍兴府大通学堂女督办（校长）秋瑾被处决，但各地舆论却是对朝廷一片激愤的指责！更汹汹而来的是各界请愿早日立宪的浪潮日益澎湃，但王朝的统治者却为一族之私利而迟迟不肯挪步前行。这就是彼时的国情！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所以，爱国心切的李大钊选择该校深造，是很自然的事。

    朱志敏先生在他的《李大钊传》里算过一笔账：北洋法政学堂是当时费用比较高的一所高校，从学费、膳食，到纸笔、操衣（运动服），一年总费用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元。

    好在家里那位像母亲又像大姐一样的妻子支撑了他——

    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用平静的口吻表述了对贤妻的感激。

    入校以后，李耆年把自己的名与字都改了，改成了日后闪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钊”与“守常”。这位志存高远的学子不在乎是否活得长久，一心勉励自己要成为坚忍不拔的有为者——“钊”意为勉励，“守常”与“寿昌”谐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

    学校有位南方来的史地教员，姓白，名毓崑，字亚雨，或作雅雨。白先生时常对学生慷慨陈词说国事，令“听者皆涕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