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象的预见和驾驭能力依赖于对其序列的了解，而并非取决于我们对其起源或内在特性可能已形成的任何见解。

    约翰·米尔（JohnStuartMill）”，《孔德一和实证主义》

    一件事跟随着另一件事发生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概念，许多动物都能掌握。确实，这就是大多数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巴甫洛夫的狗来说，紧随铃声之后的是食物。

    两件以上的事也可能成串发生；许多动物能产生复杂的鸣叫序列，更不要说那些千姿百态的行进序列（如步法）了。学得词汇，理解基本的词序，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对人类和猿是较易完成的语言作业。

    要是序列是如此的基本，那么为什么超前计划在动物界中却如此罕见（除了褪黑激素能有效控制对昼夜节律的预见之外，但这并不占重要地位）？为了对一种新的偶然性作好准备，还需要什么别的精神机构？（也许是语义结构，就像在那些提起动词的“手柄”中？）在没有确切的记忆作引导时，我们如何去做；或者甚至只是去想象那些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呢？

    我们总是在说一些我们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在我们生活中，频繁地发出的另一种对新奇事物的预测是（虽然常常是下意识地进行的）：“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我们在第一章中谈到因环境的不和谐所带来的幽默而又令人沮丧的作用时曾提及过。

    也许预见的机制与在思维语法较复杂的方面所采用的机制是相似的，这些机制包含有长期的依从关系，就像标准词序为作“谁一什么一何时”的提问时交替的词序所替代一样。很可能，短语结构所使用的那些规则，或语义结构所蕴涵的所有那些强制性作用就是思维机制，这些机制就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对预见是有用的。

    有些思维结构可能易用于智力性猜测，而思维语法也许正是我们对这些思维结构所具有的最详尽的一整套见解。本章将考察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分团，排序和达尔文过程。

    同时与多种东西打交道是多重选择题所测定的能力之一，特别是那些类比题：A之于B相当于C之于（D，E，F）。它也表现在我们记住很长的电话号码的能力上：许多人能强记7位电话号码达5-10秒，但要是遇到外区号的号码或更长的国际电话号码，就需要把它写下来。

    这样的限制似乎并非位数本身，而是“团”数。我把伦敦的区号（71）记作单一的“团”，而非两位数。我将旧金山区号（415）也是作为单一“团”，而451这3位数对我是无意义的，我必须将它作为3个团，即4，5，1来记忆。“分团”指的是把4，互，5化为415这个实体的过程。旧金山10位数的电话号码，如4153326106，对我来说仅仅是8团；当我们记下号码对，常用不拨号的分离符号，如（415）332-6106或4153326106，其作用主要是帮助“分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地把两位数字当作一个词〔如“een”（19）〕，巴黎电话采用的分离符号的方式42-60-31-25，对记忆8位数字来说更容易。

    你能强记住多少团呢？这因人而异，但典型的范围为“魔数7±2”，这是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eMiler）在1956年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头脑中的空间好像都是有限位数的，至少在用于即时记忆的工作空间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位数接近于你的极限，你会力图把苦干位数化为一团，从而产生更多的空间。词首字母缩略词是分团的一种形式，即把许多词作成一个“词”。其实，许多新词均组来取代较长的短语，如有人想出“ambivalence”这个词，因此省去了一整段解释。一本辞典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分团的一册概要。分团与快言快语相结合，可使在短期记忆的短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