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个半月的长途跋涉，钱谦益偕同弘光朝的其他三位降官一道，终于到达已经成为清朝首都的北京，并且在宣武门外的一爿房子里临时住了下来。

    他们这一次北行，就身份而言，无非是降官和俘虏，但由于跟随清朝大军一起行动，倒也旅途顺利，一路平安。加上多铎对他们一直颇为优礼，在起居饮食方面尽量给予照顾，也使降官们那半悬着的一份心思，暗自放下了不少。不过，尽管如此，钱谦益仍然感到情怀落寞，郁郁寡欢。无疑，他这次北行，并不是孤身一人，还带着老家人钱斗等几名得力仆从，然而不管是在行经大运河的船舱中，还是在沿官道颠簸北上的车子里，一个尖锐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那就是柳如是不在身边。这种感觉之所以尖锐，与其说是眼看着别的降官有家眷随行，在旅途中照样得以享受“闺房之乐”，而自己却不能够，毋宁说是由于他感到，在爱妾坚持留在南京的任性和固执中，分明地隐含着一种鄙弃的意味、一种离心离德的倾向。这对于把后半生的乐趣，都拴在那个娇小女人身上的钱谦益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因此，愈往北行，他就愈加从心底里感到恐慌和空虚。“哎，这样的女人！我已经是连心肝都全掏给了她，可是到头来，让她哪怕稍稍迁就我一回，竟也不肯！”无可奈何之余，他不止一次懊恼地想。

    的确，也难怪钱谦益感到委屈。昔日的种种恩情眷爱暂且不论，就拿清军进入南京之后的两个多月来说，作为主持迎降的大臣之一，他虽然不得不竭尽心智地与征服者应对周旋，把一些非做不可的事——诸如安顿兵马、介绍情况、清点府库、移交财产、安抚民众等等，照例办理完毕，但是，也就是仅此而已，他自问并没有再做什么卖主求荣、昧心背理的事。相反，在清兵进入南京的当天，他陪同征服者来到昔日的皇宫时，还止不住悲从中来，当众伏地大哭了一场；而当清军的统帅多铎向降官们征询进军的方略，他就极力主张以招抚为主，为的是避免江南的民众遭受无辜的杀戮……但是，即便如此，柳如是仍旧很不满意，平日冷嘲热讽不必说，待到他以年老迟暮之身，被迫长途跋涉、间关北上时，对方作为侍妾，竟置自身的义务于不顾，拿出这么一副铁石心肠，钱谦益就觉得未免过于薄情了……

    不过，懊恼归懊恼，要是反过来问钱谦益：他对于自己参与献城投降，是否当真感到十分愧疚，并且决心信守对侍妾的承诺，一旦时机来临，就转而投身反清复明的行列？恐怕钱谦益也未必能够响亮地回答。诚然，当初柳如是不惜以一死来为明朝尽节，确实曾经使他大受震动；而且当事情平息之后，细细回想过去这一年多，自己面对国破家亡的非常祸变，苦心孤诣，殚精竭虑，无非想为大明的江南半壁谋求一份苟安；结果，在惊涛迭起的政争漩涡中饱受颠簸、忍辱负重不算，最后还在势成骑虎的情况下，落得一个带头变节、献城投降的千秋恶名。经历了这一遭连老本都赔个精光的买卖之后，钱谦益痛定思痛，对于利禄和功名确实已经心寒意冷，再也没有心思到征服者的朝廷中，希图什么荣华富贵；但是同样，要他回过头去，为复兴明朝卖命献身，说实在话，也提不起任何勇气和热情。因为以他的久历世故，心中十分明白：明朝之所以落到今天的结局，绝不是偶然的，实在由于自身的黑暗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地步。在北京的崇祯朝廷和南京的弘光朝廷相继覆灭之后，要想卷土重来，再造中兴，真是谈何容易！在他看来，面对着清朝势如破竹的进军，明智的抉择，应当是竭尽全力在乱世中保住身家性命。这才是最要紧，也最实际的。至于柳如是那种行为和想法，无非是女人家不知变通，一时感情冲动。“待过些时候，大局定下来，她自然会回心转意的！”近一个多月来，他一直暗暗地想。到了这一次，接到顺治皇帝“着即来京陛见”的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