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快速了解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有关政治正确一事的变化轨迹，最简易最一目了然的方法便是找一份“云门舞集”的历年舞码，什么时候该大中国情怀，什么时候该乡土民粹，什么时候当热情昂扬的社会啦啦队，什么时候背过身去谈冥思谈宗教性灵，等等等等。
这不可能是个人信念，个人信念不可能这么灵活，这么一眨眼由这头跳到完全背反的那头，事实上正好相反，你惟有放开拙重的自我信念，把自己抽空掉，才可能如此自由如此身姿优美地俯仰翻飞于社会的大浪潮顶端，如技艺高超的冲浪好手。因此，你不必相信，而是要非常非常敏锐，其中最严酷的要求是时间的准确性，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时间一点，你得在所有人都感觉到却未能说出口那一刻抢先一步“帮他们”讲出来，慢一点就成了随俗、跟风、人云亦云和八点档连续剧，姿态非常不雅，样子也很笨；可也千万不能太快，不能超前社会太多，那会成为悲剧的卡珊德拉，没人理会的孤独先知，更糟糕是还会冒犯到社会，当个烈士，妖言惑众的殉道烈士。
这大致就是芬德（也是林怀民）题材选择的绝顶聪明方式，也是他切断和老时代手工艺匠人联系、成为最现代类型作家的主要奥秘所在，我们当个成功模式贡献出来，让有为者可以亦若是。
间谍的黄金时代<\h3>
想办法套取、骗取、盗取对手的秘密，这种事不待谁来发明，只要存在竞争，人自自然然会想到并直接去做，包括两个作为邻居的家庭，因此，广义性的间谍不仅古老，而且运用广泛，不限于国与国之间，亦在国家还没出现之前就有了。
但间谍有一个致命性的罩门，那就是道德问题，它远比人类另一个古老行业卖淫更不道德，差不多我们可能列举出来的道德戒律，没有哪一条它看来不违犯的，这使得间谍这行只能做不能说，一直藏身于阴暗之中，亦使它吸收不到像样的人才，只有那些卑劣的、猥琐的、毫无希望的人才肯做，更恶性循环地加重它的不道德色泽。也因此，间谍这门行当要翻身上台面，要招徕那些适合它需求的一流人物，甚至成为某种英雄事业，首先便得处理这个道德困境，必须想办法找出来某一个神圣理由，不管是真实的抑或幻觉。
我们回头来想，让中国四大美人而且显然也有足够脑袋的西施，可以愿意身兼上述两大古老行业，抛弃她自在的浣纱生活，打进到吴王夫差宫里，范蠡是怎么说服她的？除了动之以情的浪漫理由，最重要便是灾难越国的存亡继绝。
维多利亚时代之后，尤其是两次大战期间，托英国人之福，是人类历史上间谍这一行最神气的特殊时刻，往后大概也不可能再如此。英国一批最顶尖的脑子和知识分子，比方说像数理天才、电脑原身图灵机的发明人亚伦·图灵、最好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两大间谍小说的山头勒卡雷和弗莱明，甚至温文的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等人，都深浅长短不一地干过间谍工作，和西施一样，女王陛下的荣光或大战威胁下帝国存亡的神圣理由，压过了人内心的无上命令声音，个人的道德污点成了某种献祭，就像战士身体上的疤痕成为某种标志和见证一样。
英国的间谍之所以显得特别，一方面来自“二战”衰弱下来之前英国的国际性长期主宰地位，更主要是他们有最好的小说家以此为题把它写了出来而已。事实上，这一两百年间谍的黄金时光是普遍性的，在各自的国家里头皆然，比方说对日抗战期间的情报头子戴笠（台北市至今仍有马路以他为名，天母那里），还有更传奇性的、不晓得主演过多少电影和连续剧的长江一号。
真正的关键来自这段时间道德的超越或说有效冻结——有史以来频率最高、杀戮最狠的国际性战争当然是最直接的理由，但更根本的是，那是国家这东西最神圣因此也最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