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乔瑟夫·芬德是那种彻彻底底的类型小说作家，是所谓类型作家此一概念的柏拉图式原型，书写是全面控制的，其间没有模糊、没有意外亦没丝毫自由，因此它是工作、是职业，没发呆、做白日梦和胡思乱想的余地，要做这些没意义的事，那是你放下工作下班之后的个人行为，别告诉我。这与其说是创作，还不如直言就是制造，如同通过某种标准作业程序，甚至某种生产线的产品。

    我们可以说，类型小说的出现、成形到实践，其实便是书写、说故事此一上百万年古老行当的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逐步缩减、取消、脱离其中宛如手工匠人的个别性、独特性和不安定性，由此换取到量产的、快速的、保证基本质量的产出或说供应成其可能。但一般而言，类型小说作家绝少把自己狠狠清洗到如此“理想”地步，一如我们朝九晚五上班并不把自己完全改变成某个大机器零件一般，其中总有伪装的成分，有保留、讨价还价乃至偷偷摸摸的成分，这往往还是最有趣的部分，因为让我们还感觉自己是个人。所以一般好的类型小说作家，总在他情非完全得已的职业严酷工作中，有意地或不自觉地渗入自身的某些志业成分，留点余地留点梦留点自己的偏见执念或一两句不讲嘴巴会痒的话。正因为如此，类型小说才不完全只是所谓的商品或纯消费品，它仍可上看那惟有手工匠人方式才创造得出来的真正好小说；也正因为如此，类型小说家才不至于是完全透明、无神秘可言的存在，你不会对一个制造者感兴趣，除了和作品无关的想仿效他的成功模式或八卦乐趣；但我们对一个创作者有着纯粹智性和感性的再追问热望，他曾在他作品的某个角落不意地让我们窥见过一角。

    相对于芬德的执业方式，纽约的劳伦斯·布洛克在我们问他何以用两部那么厚的小说处理同一个疯狂连续杀手时，他的回答是：“我想搞清楚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因此，往下我们对乔瑟夫·芬德生平的简约关注，集中在他作为一个成功人士的部分。

    芬德是那种精准、冷静、信心满满、完全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的绝顶聪明之人，某种现代性的聪明，毫不浪费而如外科手术刀般的聪明，我们通常不在书写者身上而是在大公司管理阶层才找得到的聪明。这首先表现在他的书写速度上，从他转行小说于一九九一年交出第一本的《莫斯科俱乐部》开始，平均三到四年才完成一本书，他自己讲过，他书写之前的搜集、研究、访谈时间很长，他晓得一个产品问世的必要投资过程，他总要准备好、有充分把握才出手。其次则是题材的选择或该说锁定。芬德不采类型小说家方便大量生产、自我不断拉动的系列性书写方式，而是顺应着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社会注意焦点转移来重新创造故事暨其角色人物。像《莫斯科俱乐部》写的是苏联KGB情报集团对戈尔巴乔夫的反扑和斗争；一九九四的《不寻常权力》是美国CIA最高权力阶层里的苏联间谍卧底；到一九九六的《零时》，威胁不再来自已崩解消失的苏联，而改为纽约曼哈顿的恐怖分子追猎；然后便是台湾很多人看过电影的、由摩根·费里曼和艾希莉·贾德主演的《案藏玄机》，处理的是跨国性的政治谋杀回头对美国自身社会的冲击和揭露；《偏执狂》才是他的第五本小说，在全球化的、一片大企业并购国家的喧嚷声音中完成。

    列出题材清单，再一一比对回去当时，我们差不多都能发现，每一部书都可准准地嵌入彼时最剧烈跳动的社会神经之中，甚至找得到震撼当时社会的大案子与之直接对仗，因此这东一个西一个的题材看似彼此无关，恍如随机，其实是有逻辑有紧密联系的，只要你找对地方，不在书写个人内心，而在外部社会。对美国社会这方面变动没那么熟悉的人，这里建议可以用台湾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作为实例来理解。有没有发现，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