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星期一，我与外交部高级员工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以便澄清匿名信对他的断然指控。面谈程序与平常一致，即已经过外交部同意。对芬南的不利讯息，我们只获悉1930年代他在牛津时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面谈只是例行公事。

    芬南在外交部的办公室并不适宜面谈，而外面天气正好，于是我们同意到圣詹姆斯公园继续交谈。

    后来，我们被东德情报局的一名特工认出并监视，该特工在战时正好与我有过合作。无法确定究竟他本来就是在监视芬南，亦或只是凑巧出现在公园。

    1月3日夜里，萨里警方通报芬南自杀的消息。由打字机打出并有芬南亲笔签名的自杀遗书上宣称，迫使他走上绝路的是安全部当局。

    在调查中发现的以下事实，证明此中有诸多可疑：

    1.芬南死去当晚7：55，让威利斯顿传呼中心于次日早晨8：30给他打电话。

    2.死前不久，芬南给自己冲了杯可可，一口未喝。

    3.照推测，他在门厅楼梯底下枪杀自己。遗书在尸体旁。

    4.矛盾之处为，他是用打字机完成遗书的，但平时很少使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要下楼到了门厅才朝自己开枪。

    5.他死的那天给我寄了封信，火急火燎邀我次日到马洛共进午餐。

    6.在此之后调查显示，芬南请了1月4日星期三的全天假。他显然未对妻子透露此事。

    7.同样要注意到，自杀遗书是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与匿名信的打印文字有诸多相同特质。实验室报告推断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均由同一台打字机打出。

    芬南太太在丈夫死亡当晚去了剧院，当被请求对传呼中心8：30的电话作出解释时，谎称是自己预约的。传呼中心确定这个说法并不属实。芬南太太宣称自从安全局面谈后，丈夫一直处于紧张与沮丧的状态，他的遗书便是明证。

    1月4日下午，在告别芬南太太后，我驱车前往位于肯辛顿的家中。隐约瞥见有人在屋内窗后，我摁下大门门铃。一个男人开了门，此人后被认出是东德情报局成员。他邀我进屋，我谢绝后回到自己车上，同时记下停在附近的车辆牌号。

    当晚我前往贝特西的一个小型汽车修理厂，调查其中一辆登记在该厂业主名下的汽车来源。我被一个不知名的人袭击，打至不省人事。三周后业主亚当·斯卡尔被发现死在贝特西桥附近的泰晤士河里，溺水时酩酊大醉，无暴力痕迹。众所周知其人乃一名酒鬼。

    至关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年里，斯卡尔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外国人提供专用车辆，并借此获取丰厚报酬。二人商定隐藏租用者身份，直接利用斯卡尔名义，而他仅知道客户代号为“金发妞”，且只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与其取得联系。该电话号码非常重要：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的号码。

    与此同时，经过调查芬南太太在谋杀当晚的不在场证据，重要信息浮出水面：

    1.芬南太太每个月都会去韦布里奇剧院两次，分别在每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N.B.亚当·斯卡尔的客户在每个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取车。）

    2.她总会带上一个乐谱袋，并将其留在存包处。

    3.每次去剧院，都会有一个男人找她，对此人的外貌描述能同袭击我的人和斯卡尔的客户对应起来。剧院的一名员工曾错误推断他为芬南太太的丈夫。他也带了乐谱袋，并留在存包处。

    4.谋杀当晚，朋友未能出现，芬南太太提前离开剧院，忘记取回乐谱袋。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她给剧院打了电话，询问存包处票据遗失后是否能够立刻取回物件。乐谱袋被取走——由芬南太太常见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