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此时，那名陌生人已被确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成员，名叫蒙特。代表团负责人是赫尔·戴尔特·弗雷，我们局战时的合作伙伴，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后，他加入德国苏占区的政府组织。我该说明，在战争时期，弗雷曾与我在敌军领地并肩作战，他的作为证明他是个技艺高超、足智多谋的情报员。

    当下我决定第三度与芬南太太约谈。她精神崩溃，供认自己一直为丈夫担当情报员，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时被弗雷收归旗下。她自己勉为其难地掺和其中，既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又是为了避免他在从事情报工作过程中掉以轻心。弗雷在公园已见过芬南与我交谈。他臆断我仍在从事情报工作，并由此推测芬南若非被人怀疑，即在充当双面间谍。他指使蒙特了断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并不许走漏风声。她甚至要就着丈夫的签名样本，在其打字机上打出自杀遗书。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报传给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将笔记与文件副本放在乐谱袋内，带到剧院。蒙特捎上一个相似的袋子，内藏钞票与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样，放在存包处。他们只需要交换存包处票据即可。蒙特未能在适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现身剧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规矩，把票据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点。她为了赶上从韦布里奇发出的最后一趟派件，离开了剧院。当天晚上稍后，蒙特要拿乐谱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

    当我次日早晨询问芬南太太之时，其中一个问题（关于8：30的电话）让她十分警觉，于是给蒙特打了电话。这导致当天稍后我遭到袭击。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这便是芬南太太揭露出的全部内幕，但在某种意义上，推论不出任何结果。间谍死了，他的凶手也消失了。能做的只有评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开通了一个官方渠道，并指派菲利克斯·塔芬纳先生对外交部那些涉嫌泄密的文件进行估算。这包括芬南自被弗雷招募后接触过的所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密文件并非系统性地被获取。芬南抽取的机密文件均是他职务范围内所直接相关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接触敏感文件的权限被大幅提升，却没有把任何涉密文件带回家。这段时期他带回的文件无一例外是低级的，而且涉及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他的工作范畴。这跟芬南作为一名情报员的身份不相吻合。不管怎样，很可能他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热忱，而他邀我共进午餐正是迈出了坦白的第一步。心中有此想法，他便可能写出匿名信，设计让自己得以接触局里。

    这时候应该提及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通过虚假的名号以及伪造的护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说出真相那晚乘坐飞机出国。他躲过了机场管理局的注意，却被空姐凭记忆认出。其二，芬南在日记里记下戴尔特·弗雷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这是从事谍报活动最基本的规则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很难理解为何蒙特谋杀斯卡尔后会在伦敦等上三个星期，更难的是面对那些显然未经筹划、盲目选择的文件，如何将芬南的活动与他妻子的讲述对接起来。再度检视这些事实，只能够反复得出一个结论：芬南是情报员的唯一证据来自其妻子。若事实正如她所言，为何在蒙特与弗雷决计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内情之人时，她还能活命？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