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十二月，清廷把贵州也交给吴三桂全权打理。康熙（实即上是四位辅政大臣）指示吏部：“贵州接址云南，皆系边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

    由此便形成了吴三桂据云贵、尚可喜据广东、耿继茂据福建的所谓“三藩”并立的局面。这“三藩”中，以吴三桂控制地域最大，军力最强。

    整个清朝除了封了两位异姓汉人亲王外，另外还有三位“非亲之王”，合称“五王”。其中最先受封的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这三人被称为“三顺王”。他们是在清入关前天聪七年、八年间先后降清，而受封为王的。顺治六年，“三顺王”改封号，尚可喜为“平南王”，平定两广，藩守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在南下途中死于江南，其子耿继茂袭爵，后病死，其孙（耿继茂之子）耿精忠嗣继。孔有德为“定南王”，进军广西，于顺治九年兵败桂林，死后因无子承袭，爵除。而吴三桂则于顺治元年，在山海关降清，被封为“平西王”，后被晋封为亲王。原封爵四王，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各据藩地，称为“三藩”。最后一位是孙可望，他于顺治十四年降清，被封为“义王”，但这位王爷没有自己的领地，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作为。

    生逢乱世，只能用实力说话。这些王爷们得到的一切，全靠自己挣来。虽然在历史上都被叫作降清，但“此降非彼降”。“三顺王”既不是战败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后金）军包围，无路可逃而乞降，他们来降时都带着兵精马壮的部队、家口及大批物资，这是极有分量的。

    这些王爷们虽然功劳颇大，但他们所领之地，却并不是封地。朝廷在给吴三桂晋封亲王的册印中说：“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这意思就很明白，本朝的封王与诸多前朝的分封制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朝仅在封王的名称上“特仿古制”。周朝以后的分封诸王，多各有自己的领地，王爷们在自己领地上拥有很多特权，王国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说是国中之国一点也不为过。但清朝之封王，虽地位崇高，但王爷们却没有封地，在政治上也没什么特权。当年皇太极所封三王分驻辽阳与海州（今辽宁海城），但此仅为军事意义上的驻地，并非封地。顺治帝时，仍然沿袭这一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当大规模战争逐渐结束时，朝廷便把这些人陆续调往关外各自的家乡驻防。尚可喜于顺治二年自江西班师，还镇海州。孔有德与耿仲明还镇辽阳。与此同时，吴三桂灭了李自成后也班师回京，后出镇锦州，所部屯宁（远）、锦（州）、中右、中后、中前、前屯等清军入关后没有设防的遗弃城镇。

    这之后，由于反清力量仍然非常活跃，使清廷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单靠满人要想牢牢统治住这片令人神往的热土，是极不现实的。他们需要一个了解当地情况，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能够担当此重任的自然是非这些汉人王爷们莫属了。

    顺治三年，回到关外不过一年多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奉命再次南征。同年，吴三桂也接到西征的命令。后清廷命吴三桂留镇云南，并授予他兵权、财权，同时民事庶务、地方官员考核、甄别荐举、弹劾、罢斥及赏罚等权力，及其他地方一切事务，均授予裁决权，就连本省的督抚大员也置于他的监督之下。朝廷在授予汉人王爷们权力时，还特别规定：中央“内外各衙门不得掣肘”。吴三桂只对皇帝一人直接负责，“遵奉”皇帝的旨意行事。中央各部门对吴三桂所为只能是履行必要的手续，而不能干涉，更不许随便阻止。康熙帝即位之后，更是把贵州也交给了他，规定了享有同云南一样的权力。而对尚可喜、耿继茂二王也作了同吴三桂类似的规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