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莫当特·里夫斯不快地笑了一下，“好啦，”他说，“无论如何，我说的道理仍然有效。如果我们能够不囿于自己的经验的话，真相便会自现。”

    “恐怕，”戈登说，“我就是一名生活中的华生，我宁愿视而不见，等待他人告诉我真相。”

    “那你就错了，”里夫斯抗议道。“人们从来都不会告诉你真相，除非添上他们自己的主观色彩。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证据会很困难的原因。我同意你说的一点，侦探故事都是不真实的：总会有目击者提供准确的事实，在作者设定的语境中扮演某个角色。某人冲进房间，叫道‘在灌木丛北面四码外的地方发现了一名衣冠入时的中年男子的尸体，周围有暴力打斗痕迹’——活像一名记者报道一场审讯。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会说‘天呐，一个男人在草坪上把自己给杀了！’——你看，新闻报道从观察立马跳到了推论。”

    “新闻业，”卡迈克尔解释说，“对我们所有的侦探故事造成了大破坏。什么是新闻业？就是把生活中的所有事实与两百个制作好的标题短语一一对应，不管他们是否与之符合。新闻标题尤其具有破坏性，你一定会发现，现代的新闻标题多么热衷于使用成串的名词，有意省略掉句子的其他成分。我的意思是，如一个句子‘她走进花园采一片甘蓝叶子准备做苹果派’，新闻标题会变成‘甘蓝叶的寻获，苹果派的诡计’。还有，‘什么？没有肥皂？那他死定了。’新闻标题会变成‘肥皂短缺的致命结局’。在这样的表述下，情境和动作目的的细微差别消失了，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真相都套进了公式里。”

    “我同意你关于推论的说法，”马尔耶特说，并不理会卡迈克尔的评论，他总是对卡迈克尔的评论充耳不闻，“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关于他人的了解有多少能够运用到推论中呢？来到会所里的人，我们真正了解他们什么呢？生命长河里的过客，说的就是我们。就拿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年老的布拉泽胡德来说吧，我们知道他的业务在伦敦，但我们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业务。我们知道他平时从周二开始每晚都会来会所，而周六到周一却消失不见——我们怎么知道他周末都干了什么？或者再拿年轻的戴夫南特来说吧，他每周六的夜晚出现，周日打两场高尔夫球，而周一则销声匿迹。我们究竟了解他多少？”

    “我认为你对布拉泽胡德想了解多少就会了解多少，”里夫斯咯咯地笑起来，“他不是喜欢在周三夜晚的球场上否认上帝的存在吗？”

    马尔耶特的脸有些发红。“这些究竟能说明什么呢？你可能还会说我知道戴夫南特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吧。但我所知道的是，如果他想在帕斯顿铁路桥度过某个星期天的话——那儿的一位牧师认识他，我想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我曾有过一次独特的经历，”卡迈克尔说，“在阿尔巴尼亚，由于牧师不懂当地的语言，我不得不把一位濒死人士的忏悔翻译成法语念给牧师听。后来那位牧师跟我说，我不应当将我听到的忏悔向外人透露半个字。”

    “不管怎样，他并不认识你，卡迈克尔。”里夫斯暗示道。

    “事实上，尽管那篇忏悔古怪异常，我却从未向外人提起。”

    “不下结论是不可能的，错误也因此在所难免。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不得不冒险。尽管你知道理发师替你刮胡子时要割断你的脖子是多么容易，你却不得不坐上他的椅子。而在侦探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毫无例外地被怀疑。世界上一半以上未侦破的罪行，都与我们对他人的轻信有关。”

    “但是，”马尔耶特申辩道，“个人特征总应该有点用吧？我曾是学校的管理者，一度很了解一点点兽性就可以让人干出任何坏事，而仅仅依靠个人特征就可以划分可以怀疑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