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突然觉着这世界和身边的这群人都十分陌生，他似乎不是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立着，而是在没根没底的半空中飘着。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郜明问自己。难道这一切都是必须的么？难道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十年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不拥护这个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就无法完成抗战吗？红军变成国军，和当年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又有什么区别？谁敢保证1927年的血淋淋政治悲剧不再重演？

    更令郜明难以接受的是，现实反差给他个人和难友们造成的屈辱感：他和他的难友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囚犯，他们不是在自由世界里，而是在监狱的围墙电网下——蒋委员长监狱的围墙电网下拥护蒋委员长的！这无论如何都显得荒唐，甚至有些无耻。郜明认定狱中那些看守们正在暗中嘲笑他们，他们一定会说：瞧瞧这些共产党分子吧！他们是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入狱的，现在却在拥护蒋委员长，拥护三民主义的高呼声中走出了监狱，他们全都悔过自新了。

    他没有悔过自新，没有，从来都没有。他还是被捕时的那个他，当年他振臂呼出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华苏维埃万岁”的口号依然在他脑海里不断盘旋，郜明觉得，他只要一张嘴，这些盘旋的声音就会在这混浊的空气中震颤。

    可悲的是，党不再需要这些激情的阶级斗争的高亢声音。党的机器发生了变向运转，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了，阶级矛盾必须调和，而不是激化。他只要隶属于这部党的机器，就不能不随着向同一个方向转动，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他个人的感情能不能接受。说穿了，他个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党的选择则是至高无上的，他作为一个党员，只能也必须服从于党的利益选择。

    当天黄昏时刻，郜明强忍住悲愤的泪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去后根本没按照规定找党组织报到。他第一次面对着喧闹的世界，面对可能出现的千万种选择问自己：离开了党的机器和党的决定，他能否活得更好一些？他生命的存在是否会更有意义？

    在那短暂的几天里，郜明的思维离开了党的轨道，在一片迷乱的星空中乱飞乱撞。其结果是不断撞痛自己的心，也撞痛了凌凤。他想做一个好丈夫，为凌凤，也为自己好好活着，凌凤却不领情，偏说他病了——得了消沉病。凌凤给他开的药方是，赶快找党组织报到，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中适应新的形势，跟上党的新路线。

    在妻子凌凤的一再催促下，郜明才找组织报了到，参加了三天的形势教育和政治学习，然后被派到他所熟悉的清浦市从事国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工作。于是，他带着深刻的怀疑和忧虑，又和当年的老对手安忠良打上了交道。

    这是1937年10月底的事。

    十年不见，安忠良见老了，眼角和嘴边已现出了深浅不一的皱纹，而且明显地发福了，小肚子挺了起来，脸孔胀大了许多，两只手肉滚滚的，绵软得很。和郜明握手时，安忠良神态坦然，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官场政客的成熟和圆滑。

    这位老对手只字不提十年中积欠共产党人的人命账，呵呵一阵笑，把那十年的时光一笔勾销了，摩擦着郜明的手臂说：“郜明老弟啊，这许多年我好想你啊！知道你要到清浦来，我真高兴！我对他们说了，郜明我了解，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经验，和他一起共事，我有信心，若是换了别人，我就不敢说这个大话喽！”

    安忠良表情、语调很真诚，那样子恍惚不是冤家聚首，而是老友重逢。

    郜明却分明从面前这位老友脸上看到了一张张苍白失血的脸孔，总觉着握着他的那只绵软的手沾着腥湿的血。郜明当时还没成熟到圆滑的地步，还不习惯于把真实的思想藏匿在心的深处，一开口就暴露了情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