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老兄，十年前的合作你可没赔本！我们却吃了大亏，我可差一点连脑袋都贴进去了！”

    安忠良一怔，随即笑道：“哪里！哪里！你也没赔么，你的脑袋不是还好端端地长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么？！我看呀，你老兄倒是赚了。”

    “哦，我还赚了？赚了啥啊？”

    “嘿，赚了我们一个女党员同志嘛！把凌凤赚到手里做老婆了嘛！”

    随即又是一阵笑。

    当时凌凤也在场，凌凤说：“哎，我可是让你们硬推到郜明身边去的啊！”

    安忠良却没再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收敛笑容道：“笑话，全是笑话！反正你们来得好！我和清浦党部同志们真心诚意欢迎，真心诚意和你们好好合作！你们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拥护蒋委员长了，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有了合作的基础。而有了我们两党的真诚合作，中国的抗战就大有前途……”

    这话真刺耳，就像狱中天井里的口号一样刺耳，屈辱感再一次涌上心头，想压抑也压抑不住。郜明尽量平静，但却毫不退让地道：“放弃阶级斗争，是我党出于民族存亡的大局考虑后作出的重要让步，我们拥护的蒋委员长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蒋委员长，而不是当年那个对日妥协投降，光会搞安内的蒋委员长。”

    安忠良道：“不好这样讲吧。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蒋委员长怎么会对日妥协投降呢？怎么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呢？蒋委员长一直是主张抗战的嘛！过去蒋委员长无法实施抗战大计，是因为你们搞阶级斗争嘛，你们搞阶级斗争，闹得四邻不安，国无宁日，蒋委员长当然要安内喽！安内还是为了攘外么！现在你们接受了蒋委员长的感召，不搞阶级斗争了，就不存在安内问题了！”

    郜明马上反驳：“如此说来，对今日民族危亡的局面，倒是该由我们共产党负责喽？那么请问：东三省是在谁手里丢的？华北又是在谁手里丢的……”

    安忠良挥手阻止了郜明的话头：“好了，好了，这些问题我们日后再讨论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去喝点什么吧？市党部的同志们要为你们夫妇接风呢！”

    第一次谈话到此结束。后来——大约是1950年，当他作为审判者站在安忠良面前时，才发现在1937年10月的谈话中，他是虚弱的。他和安忠良进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输赢，但在心理上他是输了。他背后既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也没有一个和他的真实感情相吻合的政党意志，因而也就无法用宽厚的形式表现出坚定的自信。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得这么深远，甚至连自己的虚弱都没有觉察到。感受最深的只一点：安忠良还是安忠良，这个老对手并没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随时有可能在合作破裂的时候，再次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对此，郜明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幻想和他们进行真诚无私的合作是幼稚可笑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历史的创伤的确是难以弥合的，要使清浦国共两党的关系回复到1925年的那个早晨去，是不可能的。当晚接风酒宴上的一件小事给郜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忠良的夫人唐娟出席了酒宴，当他喊着“唐姐”，真诚地向唐娟敬酒，为那个被拯救的早晨致谢时，唐娟却冷冷地看着他，冷冰冰地称他“郜同志”。而后说了一句话：“我真后悔救了你，不救你，我才一岁的闺女也不会被你派人炸死。”说罢，把一杯酒泼到了他脸上。

    郜明满脸是酒，举着杯呆住了……

    “郜同志”没几天就成了“郜主任”。清浦工人抗日救国团成立，他做了救国团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团长，凌凤也在市妇救会做了一个什么委员，夫妇二人双双住进了作为清浦市总工会会所和救国团总团部的威廉大街1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