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日渐升高。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五次座谈会上，张奚若发话了。

    张奚若此人，无党无派，被称为“无党派人士”。前文已经提及，无党派人士也被视为一“派”，而张奚若是着名的无党派人士，所以也就出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

    张奚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过着教授生涯。他先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奚若拥护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共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授。

    张奚若敢于讲话，而且颇有见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最初就是张奚若先生提议的。

    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的第四筹备小组，负责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小组以董必武为组长，以张奚若为代理副组长。在起草过程中，涉及国名问题。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听罢，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这一建议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所接受，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张奚若毕竟是教授，毕竟是政治学教授，讲起话来喜欢归纳为几条。他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三句话，即“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

    翌日，他再度发言，批评中共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奚若徐徐道来，细细论述这“四大偏差”。

    一是“好大喜功”。

    张奚若说：“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最为突出，最受人喜欢。”

    张奚若举例说：“新建的北京饭店的那个大礼堂，大则大矣，适用与否，却是不管的。去年在那个大礼堂举行报告会，效果是：在前排的听来声音太响，坐在后面的人又听不清，结果不得不改到天桥剧场去举行。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六层只用了三层营业，据说上边有礼堂，办公室，但没有货仓，只顾礼堂，办公室，而不管货仓，也是一妙事。”

    张奚若接着分析道：“好大喜功的的原因，客气一点说是由于‘幼稚’，比如小孩子要苹果总是要大的，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大的结果必然粗糙。”

    二是“急功近利”。

    张奚若说：“一切要速成，要快。说什么向科学进军，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可以考副博士等等。作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杨振宁、李政道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杨振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大学毕业也已经十几年了，而且毕业十几年的大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说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可能这批人中间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有些人会变成书呆子，但不要紧，六亿人口出几个书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办，尽可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办。”

    三是“鄙视既往”。

    张奚若说：“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阶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来‘鄙视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变，但还很严重。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解放以